各界瞩目的“国美战争”终于以黄光裕一方小败落下帷幕。在股东特别大会中，股东们以投票的形式表达对陈晓方和黄光裕方的不同态度。根据已公布的数据，各项动议的投票率大概在80%左右，大股东黄光裕除了自己的35.7%的投票外，只获得6%左右的其他支持票。对于只靠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获得相关讯息的读者来说，这个结果很有些出乎意料，因为在先前双方的舆论大战中，黄光裕似乎占了8成优势，但这8成优势只换来6%的选票（或许还不到，因为其中还有黄自己铁杆的票）。由此可见，无票的旁观者和有票的当局者之间的距离多么遥远。

如果把“国美战争”不仅仅视为一个股东参与的商业事件而是个全民参与的社会事件的话，股东与不持票的群众之间的思维差异将更加明显，由于利益攸关，股东们在投票前可能会想到国美短期内的业绩、股票的成长性、公司的稳定等细致问题，而群众在意的则是一些大问题：未来国美是姓中还是姓美？企业的民族性会否变质？领导权之争中谁在道德、道义上更有优势？陈晓夺权会否为职业经理人开一个坏头......两相比较，不能不说后者思考的方向范围虽然宏大，但却离国美的现实更远。

股东和群众对“国美战争”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出钱者”和“出口水者”对同一事件认知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在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在围观跳楼者时，部分冷血的围观者可能会发出“快跳”的建议，跳楼者的亲属则会心急如焚；在非战时代，热血的爱国青年会动辄喊出与“XX国一战”的口号，而在饱受战争蹂躏过的群体中，则更珍惜得来不易的和平环境；爱国指数同样的人，如果他用惯了苹果公司的IPHONE或者有一个喝惯了美国奶粉的婴儿，在喊出“抵制美货”之前，肯定比一般人在内心要多挣扎一番。

股东和群众之所以出现意见上的不同，是因为前者的表达“有代价”而后者的表达“无代价”（或者仅仅是情感上的代价）。在有代价的情况下，一旦决策失误损失的是自己，而无代价时损失的则是他人。人们一旦与决策对象利益相关，为决策所付出的时间、精力以及态度必然大有不同。在现代商业决策中，如何排除无代价表达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比如，一些PE在项目投资决策中，就有强制跟投的规定，即投资团队在投资项目的时候，成员个体也必须跟投一部分股权，这既是约束也是激励，成员既然拿切身利益与项目绑在一起，决策的时候必然会更谨慎小心，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

当然，在此次国美特别股东大会中，仍旧有为数不少小股东的选择是被舆论与情感的影响所操控，这说明，即使作为利益相关者，如果不经常性、周期性、规范性的参与公司管理活动，缺乏基本的现代企业治理常识的话，由于自身素质和信息不对称的限制，他们依然会轻率地作出决策。他们往往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以及应该属于哪个“团体”。

中国古语中有很多类似“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话，而西哲霍布斯在论证“自然法”时也是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出发点，其实质都是要求人们在考虑问题时，把自己作为切身利益相关者带入，而不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在心理学上，这又叫做“同理心”，如果人人都有同理心，都具有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那这社会就要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