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国期刊业的起点相当高。
　　比如创刊于1926年2月的上海《良友》杂志，直到今天翻看起来，依旧感到它毫不过时。它整册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照片铜板印刷，大开本（9开），全画报，无论是报道内容，还是编辑方式都居于世界领先位置。可别忘了，那是1926年！后来大名鼎鼎的、美国《时代》集团出版的《生活》杂志在10年以后才创刊。因为无视《良友》的存在，《生活》当时吹嘘说：“1936年以前，从来没有一本大型的以图片为主的刊物”……
　　60年前，《良友》凭借它新锐的运作模式，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中相当流行，它每期印数达4万份，其中有半数分销海外各地，在巴黎和纽约街头，都有隔周的良友画报出售。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良友》的读者。

    但从全国来看，杂志的读者却屈指可数，因为1950年以前，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过15％，况且战乱频仍，谁还有心情读杂志？《良友》高起点的背后，是旧中国的无奈。

 

 

    实际上，对中国大陆的成人群体来说，留下终身印象的杂志，大都在二十、三十年前就出现了。
　　一本《故事会》，现在可能有人说它是“民工读物”，但它在1985年的中国能卖出750万册，无数人从这本杂志中有了阅读快感的初体验。
　　一本《读者》，现在可能有人说它是小资读物，但25年来据说有2亿中国人受过它的熏陶，无数人从这本杂志中有了人文精神的初体验。
　　一本《飞碟探索》，现在可能有人说它无聊，但20年前，它能卖到全世界同类第一的40万册，无数人从这本杂志中有了幻想与科学的初体验。
　　那个时代，诗人们都看《诗刊》，想成为诗人的人也看；作家们都看《收获》，想成为作家的文学爱好者也看；演员们都看《大众电影》，想成为演员的女孩子们也看，那些杂志的读者动辄数十万、上百万，那些杂志的影响力大得惊人：它们影响了无数读者的生活——甚至他们对生活道路的选择。
　　但我们却不能由这影响力和发行量来判定中国杂志的黄金时代：因为，那个时代，中国内地期刊总量不过1000种而已；那个时代，杂志社基本上没有广告收入；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很少电视节目，交通亦不发达，我们只能选择阅读杂志。

   少数期刊的繁荣背后，是时代的些许无奈。

　　期刊丰富生活，这毋庸置疑，每一个阅读过杂志的人很难没有这种感受；但生活的繁荣，同时也在繁荣着期刊的生活。
    30年来，期刊的发展正是我们生活发展的缩影。《诗刊》、《收获》的兴旺，来自文艺的百花齐放，《飞碟探索》、《知识就是力量》的火热，来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读者》、《故事会》、《大众电影》、《时尚》等的风靡，更是我们生活一步步丰富多彩的写照。如今，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从各类期刊中找不到的内容已经几乎不存在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变化，更是清晰地从一本本泛着光华的杂志中反映出来。
　　现在的中国，期刊的数量正与GDP的总量、居民收入的总量呈正比上升，1970年中国有21种期刊，1978年为930种，而截至2007年4月底，中国期刊总数已达到9468种。我们可能很难再轻易钟情于某一种杂志，但我们可以轻易得到很多种杂志；杂志可能很难再影响我们对生活的选择，那是因为，我们对生活有了太多选择。
　　生活繁荣，则期刊繁荣，这是期刊的幸事，也是读者的幸事，更是时代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