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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对小说的一个卓见

(2015-08-27 12:33:27)

陈寅恪对小说的一个卓见

谢 泳

 

陈寅恪和钱锺书都是中国大学者中有小情趣的人,比如都喜欢读淫书,都喜欢探究小事物的起源,喜欢追究西方器物如何传到中国等问题,陈寅恪对唐代妇女的服饰、发型和口红一类东西,都有探究的兴趣。他们不但喜欢读小说,而且有创作的欲望,都喜欢写旧诗。钱锺书不用说了,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其实也可当小说读。

陈寅恪对小说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有非常清晰自觉的认识。他讲《太平广记》史料时曾说过:“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第492页,三联书店,2009年)。我以为这是陈寅恪对小说的一个卓见,是今后需要从理论上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

我个人理解,陈寅恪所谓“通性真实”,其实与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小说时的名言表达的是同一意思。恩格斯说:“他的作品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马恩选集》第4卷第682页,人民出版社,1995)。巴尔扎克小说对时代反映的真实性,就是陈寅恪所谓“通性真实”,即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在判断小说的历史地位时,可能就会有比较清晰的意识。

中国当代学中有“伤痕学”“反思学”一类小说,如《班主任》《伤痕》《枫》《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在艺术上多有讨论的余地,但这些作品兼具“通性的真实”,也就是说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上有真实性,所以它们的价值不会随时代变化而消失。反过来如《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在叙述语言和生活细节描写等方面,可能不失为有价值的小说,但他们不具备陈寅恪所说的“通性的真实”,所以这些作品的学史地位不可能持久,说白了,就是作家把坏时代当好时代对待了。

陈寅恪对小说的这个卓见,需要引起当代作家的警觉,无论何时,创作中一定要尽可能把握一个时代“通性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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