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不仅留下了千古流传的骚体诗歌，而且在作人风格上也影响了后世。他那刚正不阿的性格，洁身自好的品行在《离骚》中的流露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高尚的人物，成就了我国文学史上最富有人格魅力的伟大诗人典范。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其内容反应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得的悲痛心情，同时也抒发了自己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哀怨。在全诗中，屈原用自己的言行阐述了自己的美政主张，同时从宗国社稷出发“责数怀王”“怒斥党人”的正派作风；后来受到奸臣乱党的陷害被流放，在流放过程中以香草美人自比，用以说明自己沦落在外却仍以高洁坚贞的形象上下求索的品质。

“狂”不是“轻狂”“狂妄”“癫狂”之意，在我看来，应该是那种以直白坦诚的言行立身处世，做出的行为有悖“正统”，这与常人那种明哲保身，随波浊流的处世哲学是不相容的。正如《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言：“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忧思而作离骚”。可见，在《离骚》中可以充分地体现他的人格品质，同时也是他思想反应的精华之作。

通过对高尚理想的追求和同邪恶势力的斗争中体现出伟大人格。屈原是楚国的三闾大夫，可谓德才兼备，正欲竭忠尽志之时却看到了一个国事日衰，君昏臣奸的黑暗现实，“不富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是进言劝谏中带有怨责的语气，“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 是埋怨怀王听信谗言，不辨中奸。“愿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则是对怀王执迷不悟下的怨恨。如此对君王“显暴君过”似乎有“犯颜忤逆”之嫌。却不想世风日下，国将不国的时代，如此人才却是难能可贵的！“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是斥责党人苟安享乐，祸害国家，“众女嫉余之峨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是怒斥党人造谣诬陷，陷害忠良，存亡之秋的形势下，朝廷内部却有奸佞小人当道，祸国殃民。正直心态下的屈原是不可能保持沉默的，于是义正词严的展开了抨击。虽然这一系列的斗争都坚定了自己“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却拯救不了江河日下的国家。在接连的排斥和打击下，他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却没有改变自己那嫉恶如仇，高风亮节的本真之态。所以带着“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的心态开始了远离尘嚣，大隐于世的追求。这种骚人风格对后世文学中伟大诗人的再造提供了形象，“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在尘世之外寻找到了一个思想的“桃花源”，自称“楚狂人”的李白带这卓尔不群的品性写下了无数豪放浪漫的诗篇，这些伟人大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屈原那骨高身洁人格的继承和发扬。

通过对基于内在美的仪表美的追求表现出诗人洁身自好的人格美。他在《离骚》中写道：“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体现了他对外在修饰的注重，同时还刻意将仪表美与内在美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怀沙》)屈原从人格的角度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内美”的美学观念，表现了他的美学思想。这样，华美的仪表与质正的心灵构成了屈原最完美的人格。屈原在《思美人》中进一步阐释了这种内美与外美的统一：“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屈原的审美标准是与小人作风下的审美观区别开来的，体现了人格的不同。诗人北岛写过：“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可见，屈原的高尚与奸党小人的卑鄙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尽管屈原抱石沉沙，葬身江流，但其伟大人格光照千秋，万代景仰；奸党小人一时横行天下，却永遭后人唾弃。还应指出，屈原的内在美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丰富的社会内容，它包含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刚直不阿等美好的品质。这种内在美是诗人不断探索、追求的结果。他“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表明了他对内在美的培养。屈原认为，内在美是本质的，起决定作用的。如果仅有外在美而无内在美，只能是“羌无实而容长”。他在评价宓妃时说：“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格美表现在人身上就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一个具有内在美的人，往往也追求仪表美。屈原的仪表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仪表美，它是一种象征，一种标志。屈原的仪表美表现出他对至善至美的追求。在那个黑暗污浊的社会里，高雅的服饰，烘托着他那高洁的气质和杰出的风貌，宛如一朵圣洁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屈原就是美的化身，就是人类最完美的心灵与外在美的统一体。从美学的意义上讲，屈原的仪表美是人类审美心理某种共性的显现，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从屈原的人格上进行分析，《离骚》是其人格美的具体显现。屈原的高尚思想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对崇高的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对荣华富贵的蔑视和对世俗观念的鄙弃。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屈原在一生中致力于美好理想的探求和社会黑暗的斗争中，屈原是伟大的，也是崇高的，其伟大和崇高在于他的人格，正是那端正不阿的完美人格使他成为了哲人，伟人。并为后世所敬仰，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