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刚性好操作才能确保“烟”消云散
高福生
公共场所禁烟、控烟已是大势所趋、国际潮流。在卫生部实施“禁烟令”之前，已有157个城市出台了公共场所控烟的地方法规：1996年，北京在全国最早通过地方法规进行控烟；2009年，广州推出“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规定餐厅、网吧、公园、车站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去年3月，杭州以地方法规形式明确10类禁止吸烟、9类控制吸烟的场所……
然而，看似威严的“禁烟令”却成了纸老虎，出现了叫好不叫座、有令难行的尴尬局面。在杭州，实施控烟令短短两个月内，就先后有两名市民因劝阻他人在公共场合时吸烟被打伤；在广州，“一支烟”竟然难倒了15个部门，至今未对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出一张罚单；沪上虽对21个公共场所控烟不力的单位实施了处罚，但罚金也只有小小的8300元……
何以如此？这固然与“烟搭桥，酒开路”、“敬烟”依然是风俗、香烟依然是馈赠佳品的社会习俗有关，与政府机关、党政领导没有成为公众的榜样有关，与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没有承担起全面禁烟的责任有关，更多的则是与“禁烟令”有禁无罚、权责不明、执法主体模糊有关。“禁烟令”只是规定了公共场所禁烟，却没有对室内公共场所吸烟者和场所经营者的处罚性条款。
面对目前“我国烟民数量已突破3亿大关，遭受二手烟危害的非吸烟人群高达7.4亿，每年有120多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的疾病”这样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我们有必要对“禁烟令”进行深刻的反思，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在做好“劝”、“限”两篇文章的同时，及时修补相关法律漏洞，让禁令变得刚性又好操作，同时辅以在烟草生产、销售、税收等环节跟进相关配套措施。
如此多管齐下，从政府机关做起，从“头”做起，打好持久战、人民战，“禁烟令”才不会成为镜花水月，我国烟民的数量才会得到有效挤压，才会顺利实现对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的100%室内无烟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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