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弱势群体”咋成了“高危”？
高福生
4月10日上午，深圳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大运会安保“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战果。据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申少保介绍，在过去的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通读相关新闻，深圳警方分类列举的“高危”人员，大多是“弱势群体”。（4月11日《新快报》）
“弱势群体”不是新词汇，早在2002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就正式使用了该词。大多数人眼中的“弱势群体”，是指那些因生理原因造成的特殊群体，比如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等等。时至今日，“弱势群体”的定义已经非常广泛，那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散落的人，都可归于其列。
一直以来，我们的政府和民间，对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生理性“弱势群体”，以及对农村低收入“弱势群体”的关爱，无论是从感情上接纳，还是在行动上关注，拟或是制度设计时照顾，还是比较给力的。从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到鼓励事业、企业单位吸纳这些特殊群体就业，再到突破体制瓶颈着力进行收入分配改革……都彰显了现行制度的优越性。
事实上，较之“生理性弱势群体”，那些因户籍、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体制、制度、政策和生存资源分配严重失衡造成的“社会性弱势群体”，诸如同性恋者、失足妇女、无业游民、下岗职工、失地农民、灾难中的求助者以及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已然成了弱势群体的主体部分，更应该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
今次发生在深圳的高调驱赶“高危人员”的新闻，再度放大了“社会性弱势群体”话题。那些“失足妇女”、精神病人、“无业游民”，都是“社会性弱势群体”的代表，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现代化都市，理应让公平的阳光映照到他们身上，尽一切可能丰富他们的就业机会，提供更加健全的社会保障，让他们有立足的地方，而不是将他们视作社会的渣滓和累赘“扫地出门”。
构建和谐社会，让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关心“生理性”和“社会性”弱势群体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每个地方、每个城市，都像深圳一样无视“社会性弱势群体”生存和栖居的权利，将他们恣意“清出”自己的属地，难道要把他们逼到火星上去？如此，那才真的变得“高危”，让人害怕，影响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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