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捐”索得慈善大王心寒的新闻讽喻
高福生
从相关报道中我们得知，王明殿是青岛市崂山区东韩村村民，1993年至今，共为740名学生捐钱捐物，价值累计达到100余万元。他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他也获得了“感动青岛十佳人物”“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等40多个荣誉称号。然而，随着自己的“出名”，王明殿的麻烦却越来越多，其中尤以各种各样的“索捐”让他非常烦恼。2007年以来已有138人上门“索捐”，最多的一天达到了12名，最远的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
不可否认，绝大多数“索捐”者是一种下意识的求助，这就好像一个人在溺水之后，会拼命地去抓水面上漂浮着的稻草救命。在个别地方社会保障和救助机制不完善的今天，一些因天灾人祸陷入困境的人，希望通过引起社会关注或博得富人同情等方式来获取援助，理应得到同情，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地给这些“索捐”者戴上素质低下、人性丑陋、“不道德”的帽子。
然而，慈善行为是人的一种精神追求，是慈善人士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而不是一种义务。在很多时候，个人的财富力量是有限的。如果把“索捐”当成一种“投机”，亦或是像乞丐那样见人就讨，见机会就要，希望破灭之后就把慈善人士和“骗子”等形象联系起来，甚至污言秽语，则让众多有心“慈善”的人心有了后顾之忧。故此，很多富豪捐赠方式隐秘，不少企业家保持低调，不愿公开其在慈善领域的贡献……
“索捐”闹剧频频上演，说明有公信力的慈善机构总体上还不够多，没有成为慈善事业的运行主体。目前，不少发达国家的慈善组织公信度高，相关的基金会在实施救助的同时还会赢利，社会保障体系也运转正常。慈善家要想行善，只需要将钱捐给组织，再由组织选择人进行慈善即可。在我国，尽管不乏“希望工程”之类的慈善组织，但很多时候不少善款并没有及时真正抵达需要帮助的人手里，“慈善腐败”愈演愈烈。两相权衡，更多的民间慈善家只好青睐传统的一对一慈善来奉献爱心。
此外，媒体为吸引公众眼球刻意炒作也在为“索捐”闹剧推波助澜。比如，南京的赵雪定和邵建波捐款助学，见诸报端的大写标题是“捐款疯子”和“慈善狂人”等名号。在舆论的有意“绑架”下，这些民间慈善家的善举被一些人视为思维不正常、精神有问题，乃至滋生出疯子、狂人的钱“不要白不要”的阴暗心理，最终引来“水蛭效应”——慈善家被疯狂的索捐者“吸”得寝食难安、家人遭殃。有慈善家坦言：如果想施善，最好不要惊动媒体。
“索捐”让慈善人士寒心也凸显了法律的尬尴。现有法律对于身处困境人员的“索捐”行为，还缺乏明确的界定和明确的处理方式，难以有效保护慈善人士的合法权益。每当有困难人员前来“索捐”，慈善家们只能好言好语劝慰一番；遇到“撒泼”的人，只能求助当地公安部门。但是，有些人今天刚被劝走，明天又来了，这样的“索捐”让慈善人士感到迷茫、困惑甚至有些后悔和恐惧。不少民间慈善家都有一个强烈愿望，希望国家早日出台法律对民间捐赠行为提供应有的保护。
由是观之，解决“索捐”难题，必须从加强教育、制订法规、强化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三个方面来解决。当有一天，我们与发达国家接上了轨，慈善事业变成了公众自觉自愿的社会行动，由“个人——个人”的直接捐助变成了“机构——个人”的运行方式，并且捐赠方和受助方不再直接接触，那才是我们期待的理想化的现代慈善事业。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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