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止名人富人超生喜见法律及时跟进
高福生
近年来，部分特殊对象的违法生育手段呈现多样化特征，“花费金钱买着生、利用关系骗着生、跑到外地躲着生、无视法规强行生”的现象时有所闻。尽管富人名人超生的绝对数量并不大，但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却实在让人忧人忡忡——由于这一类特殊人群大多是公众人物，不少人头上还带着“政治光环”，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他们凭借经济实力，逾越政策屏障，让超生在无形中成为他们的特权，势必会给普通人带来公平感的丧失、情感上的失衡，以及对计划生育合理性的质疑，加大了贫富差距拉开后的社会矛盾。
目前，有关部门大多是采取行政和经济两种办法来遏制超生。行政手段是由单位对超生者予以纪律处分，例如调职、降职、减薪等，经济手段则要求违反者缴交一大笔“社会抚养费”。对于一般的平民百姓和工薪阶层，动辄数千几万元的罚款足以使他们“望而却步”，法律的作用很明显。但对富人来说，几万元的罚款往往是“九牛一毛”、“小菜一碟”，不会让他们“伤筋动骨”。为了能“要个儿子”或者“多子多孙”，他们甚至不惜故意违法，心甘情愿地接受“罚款”。
为破解这种困局，今年以来，湖南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一是将名人富人超生纳入诚信监督，建立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把这些人的超生和企业的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列入不良记录名单，不能参加各类奖项的评选；二是日前向新闻媒体公开曝光了2000年至2005年以来，全省1968名党员干部、21名人大代表、24名政协委员、112名企业主、6名高级知识分子违法生育情况；三是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开出了“三湘第一罚单”……
这些迹象表明，湖南打击“名人富人超生”之举，已经走在全国前列，其每一步都具有借鉴意义。特别是修改后的法规，针对计算社会抚养费时违法成本难以确定、调查取证难以开展的“潜规则”，及时进行了细节上的完善和补漏——违法多生育一个子女的，按照发现违法生育行为上年度总收入的2倍至6倍征收；重婚生育或与配偶之外的人生育的，按照6至8倍征收；每再多生育一个的，依次增加3至5倍征收；收入难以核实的，按照税务等部门核定的收入计算等等，使处罚的“可操作性”大大加强，为打击名人富人超生提供一个更严谨、有力的法律支持。
名人富人超生已成社会顽疾，“打”声一片。防范这些特殊人群与计划生育政策叫板，压缩他们违法超生的空间需多管齐下。有关部门应积极研究和细化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在经济手段对特殊人群失效疲软的情况下，应像湖南一样在法律上及时跟进，运用法律和道德等多种手段去加大他们的违法生育的成本。这不仅关乎社会公平和基本国策，更关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只有让名人富人们为超生付出他们不得不掂量的代价，方能让他们有所忌惮，不再想生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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