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发行部，不是凌社长心血来潮

                                            （摘自《一生相许》）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时的家底薄得实在可怜，不只经营帐上仅有10万元钱，仓库里存书也极少，这不是社里的经营问题，而是我国图书发行体制造成的全国性通病。

新中国成立至1985年之前，全国出版社的图书总发行工作一直由新华书店代理。各省、区、市出版社的图书由各省、区、市新华书店包销全国，中央出版社的图书全部由新华书店总店包销全国。大部分出版社没有发行部，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老牌出版社，虽然有发行机构，也不是自己直接搞发行，仅仅做一些图书宣传、信息传递、供货结算的协调工作。当时解放军出版社倒是有发行处，也并不参与市场经营，只做军内的军事教材供应和文件发放工作。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发行部就在这小屋里诞生

这种发行体制，图书出版生产与经营是分离的。出版社只负责生产，利润也只从生产环节中获取，图书经营全依赖新华书店，所以建国以来出版社经营管理模式一直是单纯生产型。出版社确定选题后，编写二百来字的选题简介报给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对口业务科，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编印《社科书目报》和《科技书目报》两份报纸在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征订。三个月后，总店发行所汇集订数后给出版社发印数通知，征订十万册出版社就印十万零二百册，征订三万册出版社就印三万零二百册。多印的二百册是版本和样书，其余一册都不多加，也不准多印，包销只许委托一家，别无分店，出版社也不可以自己另搞销售。书印出来后，由印刷厂按批准的日期如期直接将书送交到新华书店总店储运公司，新华书店总店收书后一个月就将书款全额一次性划入出版社的银行账户，一点风险都没有，出版社省心又省事。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必定是长久不了，这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事。这种生产经营体制本质上违背商品生产经营的内在规律，本身存在两大弊端：其一，生产者不参与经营，不知道自己的产品在市场的表现，也不研究市场需求与趋势，更不知自己的图书在代理方那里的进销存实际状况，只顾闷头生产；销售经营者不了解产品，不掌握生产，也无权制约调节生产；这种生产与经营相脱离的包销模式，使生产者与经营者都带有盲目性。其二，征订方式是“隔山卖牛”，确定订数的“小辮子”们就凭书目报上每书二百字的介绍，拍脑袋估计下笔确定订数，如同买牛者隔着山买牛，说是牛，却见不着牛，或许是牛，也可能是羊，或者是狗；即便是牛，也不知是母牛还是公牛，是两岁口、四岁口，还是十岁口。这种订货方式完全是盲人摸象，只能凭想象，十分盲目。

这种盲目性经营方式完全违背商品经营的客观规律，必然要遭到市场的惩罚。果不然，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新华书店的流动资金全部变成了库存积压图书，周转失灵，图书发行这部大机器发动机出大故障了，运转越来越不正常，几乎接近于“死机”。图书订数直线下降，一种书全国征订数先由原来的三五十万册降到三五万册，继而再降到三五千册，到80年代中期，已经降到三五百册，出版社无法开机印刷。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渠道畅通，靠源头活水。图书发行渠道因出口全部堵塞，导致订数严重萎缩，出版社本身没有发行机构，图书无法开机印刷，出不了书，源头枯竭，渠道必然干涸。整个图书流通环节处于萎缩停滞状态，新华书店与出版社一起陷入困境，全国出版业如一团死水。

国务院文化部出版局召开了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政府出面把产（出版社）、供（新华书店发行所、省级店）、销（城市销货店）三方召集到一起，面对困境，果断决策，对我国图书发行体制做出一个重大改革。新华书店将总发行权移交给出版社，出版社出让三个折扣（由原来70%折扣供货包销，改为67%供货经销），图书经营模式由新华书店包销全国，改由新华书店经销；订货由省级店业务科全省、区、市统订，改由各基层店自主订货。

文化部出版局1982年提出的“一主三多一少”（即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组成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并存，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络）方针才在决策方针上落到实处。

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乃至建国以来，政府对出版界施行的力度最大最具实质性的体制改革。这一改革，迫使出版社由原来的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于是全国各出版社纷纷招兵买马建立发行部，原有发行机构的出版社也充实扩大发行机构。出版社长时期在计划经济和包销体制下运营，经营人才奇缺，为了救急，出版社采取的最直接手段是到新华书店挖人。像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处副处长杜跃珊、工人出版社发行部主任白渝生，发行科长张金元，作家出版社发行科长王宝生、扈文健等一大批发行骨干，都是直接从北京市新华书店挖来。

我这才真正明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调我来创建发行部，绝不是凌社长一时心血来潮，完全是出版业的现实形势所迫。

    从一种体制转换成另一种体制，开会发文件容易，实行起来不是那么简单。建立调整机构是一个方面，这是有形的，相对比较好办，更重要更难解决的是观念的转变，一种理念一旦成为传统习惯，想改变很难。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时虽然把解放军文艺社更名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但编制与体制仍然是期刊社的模式，大部分人的观念也还固守在“文艺社”的观念之中，仍是《解放军文艺》杂志社的思路，工作仍以刊为主。全社四个编辑部，《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歌曲》、《昆仑》三个杂志占去三个编辑部，图书只有一个编辑部，期刊编辑占了全社编辑编制接近四分之三的人员。这三种杂志，《解放军文艺》和《解放军歌曲》主要是为部队服务，订户基本上在军内，地方订户微乎其微。军队的政工经费也是一再压缩，文件上要求部队将我社的这两种刊物订到排，但实际经费在基层团政治处掌握，能保证订到连就很不错了。而《昆仑》的订户更不确定，部队的文件上没有规定必订，地方订户更有选择性，所以三个刊物要增加发行量十分艰难。唯一有市场潜力可开发的是图书，但图书只有一个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仅八个编辑，一年只能出数十种书。

再说经营，我国的期刊发行体制仍是邮发合一，一年订数几乎是一锤定音，年度订阅结束后，破月破季订阅刊物的人和单位极少，零售数有限，占总发行数不到5%。图书发行自办发行还没有渠道，仍只能依赖新华书店征订，几乎是出一本赔一本。

人员，宣发组只两老一少三个人，两老一个是地方邮局退休职员，一个是总政电影发行站的退休干部，一少是本社干部的子女。他们主要应付读者邮购书刊，一九八六年全年书刊经营回款仅36万多块钱，经济状况十分穷困。

接受任务后，我去书库查看库存图书（我住的书库一层是存书的库房，二层以上是客房），仓库里主要有两种书，13万多册刘亚洲的《两代风流》。我来社之前，社里从编辑部抽出三个编辑搞发行，《两代风流》被团中央列入全国青年读书推荐书目，他们觉得这是个扩大发行的大好时机，他们用数学统计式思维推算，全国一共有多少团支部，假如多少团支部买一本书，就可以印多少书，计算半天，拍脑袋开机印了15万册，结果新华书店全国征订只订了一万多册，积压了13万多册。再就是七万多册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是从不法书商那里收缴回来的盗版书。再有一些青年作家的第一本集子“昆仑文学丛书”和几种“外国文学译丛”。《两代风流》定价1.20元，《唐山大地震》定价1.25元，“昆仑丛书”几毛钱一本，满打满算库存图书不到25万码洋。

虽然也是出版社，也是编辑出版发行图书，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是列入军队编制序列的出版社，有其特殊性。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是正师级编制，部门是正团级单位，增设发行部就是增设一个团级单位编制，全军精简整编还没有完全结束，非战斗部队要增设一个团级编制根本不可能。再说，总政直属单位扩编增设机构，也不是总政说了算。扩编增设编制要总参编制办审定认可后，逐级申报审批，最后要经军委办公会审议批准才能入编。因此，出版社再着急，再怎么积极申请也无济于事。全军刚刚裁军100万，这个时候，谁能为你一个出版社成立发行部增设编制呼吁？没有编制只能编外顶着虚名干，不知要干到猴年马月才能列编，这么干对个人来说，前途渺茫不说，也可能瞎忙活两年还得回老部队。

世上的事情就是如此，最好的事，也会有人说不好；最不好的事，也有人称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是军队在编单位，一个罗卜一个坑，就这么多位置这么多坑，你这么年轻的正团职来了，给了你位置，你就占了坑，别人就没了位置，没了坑，就没法待，可能要挪窝，或者出窝。所以，我这边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做出最后抉择，那边却有人私下里传出议论，说一个堂堂师政治部副主任，放着官不做，来出版社卖书，是不是精简整编不想转业，到社里来找饭碗。

闲话我可以不理睬，但社里的现实我不能不认真面对。夜里我躺在书库的房间里，思前想后，确实有点睡不着觉。为了文学，为了帮助军队作家，我可以先搁下自己的文学梦；不懂业务，我可以学；经营没有基础，我可以创造；累可以受，苦可以吃，但编制不是我也不是社里能确定得了的事。凭心论，我不是个私心很重的人，但现实要编制没编制，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书没书，要设备没设备，要经验没经验。这么多问题，妻子和两个孩子还在山东，我不能把他们扔那里不管。不用说他们将来怎么办，我自己我能不能调来北京还是个疑问，我不能不认真考虑和选择。

回过头来想，社里已经提出意愿，我也已经向军区袁副主任做了汇报，双脚已经迈出了这一步，退堂鼓不能打，只能往前闯。先帮助工作一段时间再说，我尽力而为，假如能调来社，我就死心塌地在社里干；假如调不来，不是我不愿意来，我仍回济南军区重新选择工作。

既然要干，就得甩开膀子干，如何迈步？从何处下手？如何展开工作？怎么闯？我想到了三件急需解决的事：第一件，我要有一个对外对内工作的身份，不是我要官，想当官，我完全可以跟随刘政委李政委去军区后勤部，身份不明不便于跟全国书店建立业务关系，名不正，言就不可能顺。第二件事，要人，两位帮助工作的军人能不能调来还是个未知数，两位退休的老同志只能搞邮购，现只有一个年轻业务员，没法对外开张营业，至少要招四到五位年轻的业务员。第三件事，要安装一部可以打长途的地方电话，全社现有电话都是军队内部电话，没法与地方书店联系。

我向凌社长如实汇报了我的这些想法，他既体谅我的心情，又为我进入工作而高兴。凌社长首先安慰我，社里已经向济南军区干部部发了借调函，他说不管将来发行部何时能列编，社里会利用现有编制想一切办法尽快把我正式调来社里工作。民用电话他立即让办公室与地方邮局联系安装，这是必须的。身份问题，发行部现在没有编制，不好安排职位，对内只能叫筹备组，暂时仍叫宣发组，对外可以“发行经理”的身份展开业务工作。人员问题，应该解决，待和其他几位副社长商量之后再确定。他强调，市场不能等，当务之急要抓好期刊订阅工作，利用机会与书店建立业务联系。为了出版社生存，为了文学，只好让你受一点委屈，作一些牺牲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不管在编不在编，已经接受了组织安排，我的脾气是，与其应付着干，搭上了时间，搭上了青春，工作肯定干不好，大家还有意见，等于浪费了生命；不如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这样才干有所值，才对得起知我识我的凌社长，才对得起我老部队的老首长。于是，我暂时收起文学梦，把小说初稿放进抽屉，开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