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商与出版家

      在出版社年终总结大会上，社长们在年度总结报告中常会说这样的话：过去的一年，在全社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我社的改革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出书品种增加了多少多少，发行码洋增加了多少多少，利润增加了多少多少，净资产增加了多少多少……

      社长，现在是企业家，这么说没什么不对。但是，评估一个出版企业的业绩、实力、优劣，“码洋利润论英雄”仅是一个方面。

出版社是企业，追求经营规模和经济效益，没有疑义。

     
       我们的前辈邹韬奋先生，1926年接手《生活周刊》时，发行量只有2800份，到抗日爆发，《生活周刊》的发行量达15.5万册。1932年他在上海创办生活书店，初始仅仅是因刊物频遭查禁，有了生活书店就有了出版权，可以随时创办新刊，同时也可以出版图书。在日军占领中国的战乱年代，几年工夫，生活书店发展到全国有56家分店的规模。

      这个业绩可喜可贺，而且可谓惊人。但我们可曾想过，研究过，如此业绩，他靠的是什么？他做了什么？他又是怎么做的？

       《生活周刊》原是个职业教育刊物，他将刊物由原来的“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转变为“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以正义为依归”。他把一本教育刊物变脸为新闻述评周报，“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全国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刊物的内容契合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愿望，发行量才创下我国杂志当时发行的最高纪录。他还亲笔给读者写了一万多封回信，回答他们所关心的一切问题，今天还有人会这么做吗？

            创办生活书店，他坚持要把书店建成新型的合作社，没有资本家，大家是老板，员工也可持股。当时政府不允许搞合作社，只允许股份制。他坚持注册是股份制，内部搞合作社。总经理、经理、常务理事都经过社员选举产生，重大事情都交全体社员讨论通过。用他的话说：“一个人做事，要做一生投入都做不完的事业。”“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今天的社长们在做什么呢？

      出版是内容产业，出版社是做内容产业的企业，追求规模、追求码洋、追求利润、追求净资产，应该，无可非议。然而，规模、码洋、利润、净资产仅仅是结果，这些结果要靠现代的经营理念、奋斗的创业精神、过硬的竞争内功、良好的服务宗旨、科学的运营机制来实现。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林尔蔚就发过感慨。他说，我国出版行业里，商人太多，出版家太少。他们用十年编一本《日汉词典》，别人一年两年就编一本词典。内容产业，内容是根本；内容产业，不能只做生意；从事内容生产的员工，靠一般的现代公司管理机制未必奏效。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出版的使命是传承、发扬、创新和繁荣中华民族文化。

            出版社社长不能只当出版商，还应该做出版家，说上面这些话远远不够，还应该问问大家，我们发掘、传承、填补了多少民族文化的空白，培育开发了多少新的经典选题，扶植、培养、造就了多少优秀的年轻作者，有多少优秀图书走出国门译介到了世界各地。

      假如只是为了赚钱，当今比干编辑出版赚钱的事多得很。有一点需要记住，被社会称之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业只有两个：一个是写书出书的作家编辑，一个是教师。

            人要健康幸福有价值地活在世上，需要两样东西：一是强健的身体，二是完美的灵魂。强健的身体靠物质食粮来营养，完美的灵魂靠精神食粮来营养。当物质生活有了保障，温饱解决之后，人的精神生活需求便更为重要。只有强健的生命，没有完美的灵魂，活着也不过行尸走肉。就人的生存意义，并非只是为了活着，更渴望活得幸福，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帮助人们实现这一愿望，需要知识、需要文化，需要人格与尊严，人的灵魂像生命需要物质食粮一样需要精神食粮来营养滋补。

       珍惜人们献给我们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称，不只做出版商，更努力做出版家，尽心尽责做一生做不完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