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何苦费这般心血写《碑》

          －－我与我的小说《碑》之二

《碑》我整整构思酝酿了一年时间，2007年9月1日动笔，到2012年1月出版，写了四年多时间，加上构思酝酿是五年多，一共改了七遍，其中有三稿几乎是推翻原稿重来，而且前五遍完全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是我自己要改。2009年8月改到第三稿时，台湾和大陆两家出版社排出清样要出版，我发现作品并没有激起他们多少激情，我给责任编辑打电话，问感觉怎么样，责编说很不错。我说你说心里话是不是特别好，责编说特别好她不好说，要出书后评论家和读者来说。我说你是第一读者，你要没有特别好的感觉就先别出，我已不是文学青年，小说出十来部了，我不是要急于再出一部新书，而是要写出一部好作品，我要是写不好这部小说，对不起那些流血牺牲经受磨难的战友。于是我把书稿撤了回来。

    说实话，让我不想轻易出版这部书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有一批为国流血牺牲和当了战俘的战友，另一个是有人向我们作家写作提出了质疑，说你们作家都标榜自己的小说如何如何真实，现在这个社会还有真吗？

 小说写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年了，我知道自己拥有的是一部好小说的题材，找到了一次可以向战友和社会表达对国家、对民族、对军队情感的机会。我把读者的质疑当作挑战，把质疑作为一位无情的审稿专家请到对面，自觉地接受它一遍又一遍的拷问。我相当冷静地反复思考了三个问题：一是当下社会还有没有真？我给读者什么样的真？二是当下社会还容不容真？我如何让读者尊重真？三是当下社会还需不需要本真？我如何让读者崇尚真（这三个问题我会另写文章）？写作中我经常在夜里突然醒来，脑子里会连连冒出白天疑问所需要的答案，可能在睡眠中我的大脑仍在想这部小说。我从美学价值的角度而不是反映角度反复斟酌人物的每一个细节是否真实，甚至反复推敲每一句话，生怕有多余的废话。我怀着对为国流血和牺牲的战友们的一腔痛在写这部作品，也怀着对读者的一片真诚在写这部作品。我跟自己说，与他们流血牺牲相比，我费这点心血又算什么呢？读者的质疑不是出难道，而是他们需要真。从第一稿到成书，可能只剩下人物和大框架，人物、结构、情节和细节经过了几番变化，一稿与一稿都有相当的变化，我坚持有一条，我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喊出了战友和读者的心声。

 十年磨一剑，已成作家创作艰辛和写作毅力的代名词。我想“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红楼梦》，绝对不是要世人记住他曹雪芹这个人，而是要世人喜爱《红梦楼》，记住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些人物，这应该是作家写作的根本目的。我喜欢鲁迅先生的写作态度。我没记错的话，他至少在两篇文章中说过相同的话。他说写完后至少要读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我总认为写小说是一门手艺，那就得讲精致。精致只能磨出来，一挥而就只能粗犷。当然粗犷也是一种风格，但它无法达到精致。

 出版社对这部小说非常重视。从2007年中国作协把它列为重点扶植作品开始，社里就一直关注这部作品的创作。几年来，几个主任都关心过这部小说的进展，尤其是张良村副总编和余天宝主任更是不断地关心询问创作的进展情况，他们的真诚让我感动。尽管开始我不想再在自己的社出版自己的作品，但我心里很清楚，论对军事题材小说的研究和把握，还是我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最有优势。

 改完第五稿，我还是把书稿发给了余天宝主任，他和张副总编审稿后，非常激动，张副总编告诉我，这部作品让他想起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他把书稿带回家加班加点审读。余主任跟我说，这部作品是个富矿，从各种角度提供了值得研究的东西。社里把它列为一部重要作品，报请总政宣传部审读，总政艺术局原局长评论家汪守德、我们老社长老作家凌行正和艺术局李亚平大校审读了书稿，他们集体与我谈了一次意见。他们对书稿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给了许多鼓励，同时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我又改了第六稿。社里和专家再一次审读。我在消化大家的意见后，再一次对编辑稿进行全文修订，前后一共改了七遍，字数由原来四十多万字减少到三十五万字；书名也改了三个，开始叫《英雄碑》，后来觉得用英雄做书名的书太多，根据读者的质疑，别英雄了，我把书名改成了《战俘》，后来大家觉得这名有点低沉。余主任有一次半宿没睡着，第二天一早给我打电话，说他用半夜时间想好了书名，就叫《碑》，碑的含义深广，耐人寻味。这部书，连书名到封面设计，余主任和美编花了很多心血。单杨代好先生写的书名、题的诗和留的印章，完全可以专门写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