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约会

                                 ——《乡谣》台湾版序

    作者与读者以作品约会，这种约会通过货币与商品的交换实现之。作者把人类的经验，调以自己的心血，精心制成小说，读者花钱购买来阅读，跟作者共同结识其中的人物与社会，进而了解认识作者，有的甚至相交成友。这次承蒙李锡东先生拿在下的小说到台湾出版，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一次遥远的约会，我期待着与台湾以致海外喜爱华文小说的朋友约会。

    小说有多种多样的写法，有人偏爱语言，有人偏爱故事，有人偏爱结构形式，有人偏爱人物；小说也有多种多样的读法，有人嗜好语言，有人嗜好故事，有人嗜好结构形式，有人嗜好人物。我重人物，兼重语言，故事与结构随人物而行。这样的约会便带相当的盲目性，嗜好同一者，可能产生共鸣，嗜好不一者，就如对牛弹琴。

    《乡谣》七年前在大陆出版，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联播”中连播，产生了许多美好的约会。评论界有人说它是奇书，有人说二祥是当代阿Q，有人说是写进土地的小说，有人说它颠覆了中国的乡村书写。读者中，有人来信说小说中的人物在他们村里都能找到原形，有在押犯来信说他冒着违纪的风险偷听完了全文，有妇女来信说她为云梦湿了手绢，有制片人打电话说恨我让他心痛了一个周，有演员夫妇俩用半个月时间寻找到我说他想把二祥作为攀登艺术高峰的机会。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入围终评，但23部长篇要评委都读真强人所难，况《乡谣》没有让他们必读的原由，落榜是自然的。

    有评论家说，中国大陆公元1949年以后的乡村书写基本是革命书写。我十分有同感，为此曾写了一篇《走出乡村书写的怪圈》。民以食为天，长期来，中国大陆的文学没有很好地去表现这一本质，却全力倾注人与人勾斗。主人公必定是英雄，他的对立面必定是个坏蛋，老面姓跟着他们分成两派或两个阵营，斗得昏天黑地，鱼死网破。其实，人来到世间，是要过日子，是要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是要做一番事情创一份家业，这是社会本来的形态。但作家却把它扭曲了，现实是人整人，越整越穷，越整越苦。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农民一直是空着半截肠子跟着人高举双手喊革命，越革命越穷，越穷越革命，文学与生活一起误入怪圈。《乡谣》中的二祥就是这样活过来的。

    写人就是写人性。人性是什么？孟子认为“今人之性善。”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告子则认为“食色，性也。”“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我赞同告子的观点，孟子力主性善，荀子力主性恶，都有些绝对化，还是告子的“性无善无恶”符合现实。三位圣贤有一点倒是相通的，他们都认为人性可以“化成”，写人性的“化成”恰恰是文学的全部内容。

    阿Q诞生近90年，窃以为现当代文学真正称之为人物者，惟他也。然我当代文学至今没有与之媲美的人物，原因在我们很少甚至根本不去研究阿Q所代表的国民精神现在如何？不论社会如何变迁，也不管天灾，还是人祸，老百姓的事，依然食、色二字。他们不过在革命中食、色，在平庸中食、色；在天灾中食、色，在人祸中食、色；在幸福中食、色，在苦难中食、色而已。我常想，既然如此，难道不写英雄，不写坏人，不写英雄与坏人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写不了乡村小说？就写不好乡村小说？于是我写了《乡谣》。里面没有英雄，也不乏悲壮；没一个坏人，同样有冲突；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也多磨难。生计乃人生最大课题，为何扬弃这与百姓性命攸关的生活，却去虚构生造出概念社会强加于他们？要说颠覆也许就在于此。

我一点不怀疑台湾和海外的读者是否理解二祥这个人物，正如前面所述，不论人处何地，过何种生活，人性是相通的，这就是所谓文学之魅力。

                          戊子年春于北京寓所清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