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念  之  间

　　一九八六年秋，我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帮助工作，还未正式调入，回山东蓬莱老部队探亲。咽炎发作，住进了４０５医院。医院床位很紧张，我和几个战士一起住在六人大病房里。有个当年入伍的新兵闹鼻炎，住在另一个病房。或许是因为他知道了我是原来守备六师政治部的副主任，或许是因为他知道我是写小说的，或许是因为他知道我就要调解放军出版社，他一有空就来看我，给我打开水，陪我散步，很是勤快，也讨人喜欢。我问他叫什么，他说他叫于志。

　　我的病房里还有位空军的新战士，我不知道他患什么病，他不像小于那样接近我，他几乎没工夫跟我说话，一天到晚抱着数理化书本，除了看书还是看书，看不出他有什么病。

　　大概是三四天之后，小于陪我散步。他问我认不认得现在师里的领导。我说认识，参谋长是与我同年入伍的战友，师长是原来守备六师的师长，政委跟我同是坦克自行火炮团的，副政委也是原来守备六师的副政委。小于高兴了，说能不能跟参谋长打个招呼，让他去学开车，他送两三千块钱礼也行。我不高兴地看着眼前这个新战士，原来他亲近我就是这个目的。他让我吃惊，胆子够大的，难道部队的风气竟也会变得这样坏？我毫不客气地告诉他，这样的招呼我不能给他打，我也不愿意打，参谋长也不是这样的人。他竟朝我笑笑，还不以为然地说我不知道，别说这么大的首长，就是连队，提个班长，入个党都少不了要送礼的。我对他一下失去了兴趣，一个刚当兵的新战士，别的他没有想，竟想这些。要是我还在这师里当副主任，他会对我说这些吗？他能这样毫无顾忌地说这些吗

   第二天，他并没有因为我不高兴而疏远我，依然来看我。我感觉不能这样不管他。于是我仍让他跟我去散步。我没有跟他说更多的道理，也没有教育他，更没有批评他。他只问他看没看到那个空军战士。他说考学太难了，尽管原来学习还可以，现在已经捡不起来了。我跟他介绍了我的经历，从战士到当正团职干部，从连队到师机关，再从师机关到要塞区机关，包括现在要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我从来没有找过任何一位领导，也没有求过任何人帮忙，每次提拔使用也没有一个人给我提前打招呼。我一直坚信，只要你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自己的实际能力和特长，组织和单位都会看到你，那怕你远离领导，那怕你在天涯海角。我还跟他讲了陶泰忠是怎么学写报告文学，怎样调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王海鸰是怎样学写小说，怎样调到总政话剧团的。我说一个人想一下把握自己的命运是不可能的，昨天已经是历史，明天只能是个未知数，一个人真正能把握的只有当下，只有现时。一个人要是真的把握好了自己的每一个当下，把握好了每一个现时，那他就把握住了自己的一生。那一天，他再没有说话。

　　此后，我们再没有谈这个话题，那时我正在构思《蓝色的困惑》，聊得更多的是小说。

　　我住了１０天，比小于先出院，部队来车接我，他和病房里的病友一起送我，我们没再说什么。小于是出院时，特意到我宿舍找了我，他去看我是想对我说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是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决定对我说的。他说，他要是有出息，一定会再见我；要是没出息，这辈子他再不会见我。他说得很平静，我听得也很平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五湖四海，当兵的分别是家常便饭，今天在这里，跟这些人想聚，明天可能就分别，到另一个地方跟另外一些人相聚，一批又一批，我不知送走了多少战友和战士，所以他说这话我一点都没当回事，连北京的电话都没有给他留，他也没要。

　　我调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后，全家搬到了北京，我再没回老部队，小于也很快让我忘掉了。两年之后，出版科的人从二楼跑到三楼来找，说有个找我的电话打到了他们那里，是武汉来的，说是我的兵。我一边下楼一边寻思，我的部队在山东，怎么武汉会有我的兵？

　　原来是小于的电话，我早把他给忘了。他不无兴奋地告诉我，他是小于，跟我一起在４０５医院住院的那个小于。我这才想起来。他说，他考上了武汉通讯学院，要是没有我的教育，他不会有今天。

　　我完全想起来了，我想到了他对我说的那句告别的话。这时我才体会到，当时他说出这句话，要下多大的决心，这种男子汉的承诺，要做怎样的心理准备。

　　从求我帮他走后门送礼学开车，到发誓没有出息一辈再不见我，其实仅仅不过个人意念的一个转换，可是，这一转换，它们之间的差异是那么大。我没有问他，他是如何决定考学的，又是如何补习的文化，他又是怎样在竞争中取胜的。但是，完全可以想像，一个自己都觉得已经捡不起来的文化基础，能考上通讯指挥学院，其中付出的甘苦可想而知。或许我那把握当下、把握现时的说法让他接受了，或许要塞区那些经过自己努力有所成就的人给了他真实的鼓舞，这一切都产生于转念之间。

　　人的一生会碰到许许多多的选择，任何抉择，正确也罢，错误也罢，都不过转念之间。我还是那句话，一个人一下把握不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只能把握当下，把握现时，只有把握好每一个当下、每一个现时，才能把握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