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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而绝望的《情人》
(2008-03-17 10:51:25)
一
杜拉斯出生在越南,18岁赴巴黎读书,念的是法学、数学和政治学,但不久迷上了文学。其实还是在小姑娘时,她就对她的母亲说,她想写作。她要的就是这个,而她的母亲因贫困对此不屑一顾。
她是个自传专家、职业忏悔家。她有很多张面具,如果正式地讲,她是20世纪法国文学界最后一个写《情人》的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曾经有人评她为有世界影响的女作家。而对于大多数的中国读者而言,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其实结过几次婚,生过一个儿子的杜拉斯很容易令人忘记她的真实足迹,杜拉斯的读者记住的是文字中的杜拉斯、文学塑造成的杜拉斯。她是一个以写作为生的“卖花女”,她一生都在演绎传奇,因为小说需要传奇,她只有也喜欢用自己去做实验。她有时分不清她与写作之间的区别。回忆的片断、欲望的火焰、痛苦的迷失忧惚、挣扎、等待和沉默,这就是杜拉斯的世界。在杜拉斯的世界里,作品和生活是一种奇遇的两张面孔。在奇遇中,作品认可生活,生活也认可作品。一边是她的生活,一边是她讲述的生活,读者无法区分。她说:为什么要介绍作家呢,他们的书已足够。“我有的只是用来写作的铅笔和橡皮,除此之外,我一无所有。”对于杜拉斯而言,文字是最真实的,现实生活倒不可信。看她的作品时,有时你也搞不清这是她的真实生活还是文字中的虚妄,也许对她而言,生活即是写作,甚至作品已吞噬了生活。但不管如何,在别人引用她的话时,墨水已经改变。
杜拉斯不是个天才,在1980年的《情人》一书获得成功前并不广为人欣赏,虽然《琴声如诉》已有人关注,但那时她还是寂寞如烟花,更多时候她是一个被出版社拒绝的徘徊在大街上流着眼泪的矮个子女人;她也不是一个作秀的人,这么多年来,不管外界反映如何,她始终坚持自己的写作,她的不同在骨子里,她身上具有生命永恒的激情;她经常绝望,但从不放弃抗争,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她几乎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过,经历过;在情感世界里,她是个永远任性的女人。她72岁时有一个28岁的男人爱她,她酗酒,还说酗酒是为了承受世界的虚空;她有暴力倾向,无论在文字还是生活中。一个女人选择写作作为她的存在方式,总是期望写作能为她阻挡什么或搭救什么,或是搭救虚无,或是阻挡暴力,杜拉斯更倾向后者。而在写作阻挡暴力时,她是个始终愤怒的女人,但更可贵的是,她得到文学和读者的支持。
杜拉斯的小说主题是爱情关系和欲望,在她的文字世界里它们高于生活的一切。这是很多女性喜欢看与表达生活的视角,她也没超出女性作家拘与情、沉于爱的写作范畴,不过多了些男性的悲怆感和强悍的个性。对爱情人生的绝望,又带有西西弗抗争的色彩。在她那里,一切都服从于激情。一种不复任何世俗规范限制,似乎只有死亡才能承受的激情。小说中总有一个“他”和“她”。“他”并不是某个男人,甚至也不是作为整体的男人,“她”也不是某个女人,也不是作为整体的女人。他们是世界上相距最远的两个点。距离,换句话说,也就是绝望。因为距离的一端或两端总是试图缩小这一距离,结果总是徒劳的,她笔下的人物永远停留在起点,无论经历过什么,永远不可能相遇,所以总是绝望。这也是杜拉斯意义上的爱情。爱情,距离和绝望,是一个意思。我们可以说,爱情这是她的人物的生存状态,或者是一种基质。杜拉斯关注的不是人的生活,而是人的存在。杜拉斯的小说没有结果,不需要也没法结尾。爱是永恒的梦想,谁又忍心结束它呢?所以只有故事的可能情况、过程,事情都是虚幻的。她只讲述发生的很少的一点点事情,再添上心里所想的很少的一点点东西,就这样成功地创造了一种令人心碎的悲怆气氛;这种悲怆气氛与人的存在非常接近,而和愉快的心境相距甚远。
二
《情人》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往事便如江潮一样决堤而来。我相信,那种积淀得太久太久的情感之潮汐,曾一次又一次地扑打着杜拉斯心灵的堤岸,直到晚年,直到白发苍苍,亦不能平息,无法平息。由此,我把《情人》看作是杜拉斯情感世界的一次“泄洪”,是她对自己人生的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回眸。
小说的开始令人着迷而沉醉: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的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样的叙述,让我想起加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第一章的开头:“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同样是回溯性叙事的开始,但是,加西.马尔克斯的情景是写实的,而杜拉斯的情景,却是虚拟的。因为她接下来这样写道:“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人看到,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然而,“真实”就在这样的语境下同时产生了,那是杜拉斯真切的心灵世界:“在所有的形象之中,只有它让我感到自悦自喜,只有在它那里,我才认识自己,感到心醉神迷。”
往事,在生命历史的云烟深处,清晰与朦胧,真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汇集而来。70岁的杜拉斯在这样的回忆中,几乎是理智的,又是冷峻的,但是却无法压抑内心蓬勃的激情。“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晚,也过于匆匆。”
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一个才十五岁半的白人少女,邂逅了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的黄皮肤男人,继尔发生了一场令人刻骨铭心的“爱情”--------这是爱情吗?也许有这样的成分,但是我更多地看到了性爱的激情与绝望。性爱的激情是真实的,性爱的绝望也是深刻的。惟独爱情是虚幻的。这个美丽的、早熟的白人少女,其时正经历着家庭创业不可逆转的败落,贫穷的阴影之下,与那个黄皮肤情人的肉体之爱,在不可名状的欢愉中是如此的疯狂而堕落。而情人的父亲,一个中国富翁,却不允许自己的儿子把这个白人少女娶回家。
这样惨痛的经历真是无比绝望。杜拉斯的叙述,那种如电影镜头一样化入化出的文字片段,充满了冷峻、悲怆与低沉。她的内心无疑是唯美而富于诗意的,只要看看她的作品名称就可知道,《琴声如诉》、《长别离》、《广岛之恋》、《黄色太阳》,包括《情人》等等,可她的现实却是如此丑陋不堪,贫苦纠缠了她的一生,以至于连回忆都是那么的窘迫与枯涩。
我只能用“绝望”这两个字来形容杜拉斯的《情人》。在整部作品中,绝望感是她所挥之不去的情结。性爱是无法拯救一切的,就像她的另一部作品《乌发碧眼》所写的一样,充满了焦虑与绝望。无论是情人,还是家庭,还给她的只能是绝望。只有轮渡上那个十五岁半的少女形象,成了她心中最美的风景。“对你说什么好呢,我那时才十五岁半。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在整个渡河过程中,那形旬一直持续着。”轮渡上的一幕,一唱三叹,反复地出现在回忆中。是依变还是怀念?是赞叹还是伤感?或许兼而有之。而人生的现实摧残了她的美丽,她的幸福。在阅读的过程中,杜拉斯揭示的现实,令人深长思之,而潸然泪下。所以,杜拉斯情愿这样认为:“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对生命历史的否定或者确认,都是一种无言的痛楚。
但是,“情人”的存在,永远是杜拉斯命运中的一束光芒,是对不幸的生命的一种慰藉。在《情人》的结尾,那个中国情人给她打来电话: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她,他不可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在这部作品的现实里,这个电话是真实的,不再是虚似的。回顾整个故事,我深深体察着杜拉斯的无限伤痛,恨过的更恨,爱过的更爱。所以,在1992年,当78岁的杜拉斯得知她的中国情人去世之后,居然会重新把她这半个世纪以前的变情故事再写一遍,这就是《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那种情感力量,总是充满着巨大的活力,在时间的长河里生生不息,令人惊叹。肉体的欢爱是短暂的、瞬间的,而情感的审美,在时间与距离中,显得恒久、真实而又可贵。面对情爱旧事,形容枯萎的杜拉斯已回复到当年湄公河轮渡上那个十五岁半的、神采飞扬的少女时代。
在回溯性的叙事文学中,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绵长而又宽广,正如安德烈.莫罗亚在“序”中所说的:就像伟大的哲学家用一个思想概括全部思想一样,伟大的小说家通过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些最普通的事物,使所有人的一生涌现在他笔下;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深刻地反映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大陆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再杜拉斯的《情人》,聚焦于个人的心灵史,折射着人生与社会的现实,具有了洞烛世事的、人性的深度与意义。
在这尘间俗世,也许只有真爱,才能温暖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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