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鄱阳四洪”，指生活在两宋之际的洪皓及其三个儿子洪适、洪遵、洪迈四人。洪皓曾经出使金国十五年，忠贞不屈，被宋高宗赵构称赞：“卿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洪皓的三个儿子适、遵、迈（三洪）都考中博学鸿词科，位至宰执、内翰，从政颇有建树。在功绩声望和文学、学术成就上，“四洪”不让“三苏”。

“鄱阳四洪”的籍贯是饶州鄱阳县还是饶州乐平县？分歧争论从南宋末开始，延续至今。籍贯鄱阳说的根据，有四洪文章和同时代人为四洪及其亲属所作行状、墓志铭、神道碑铭等，有《宋史·洪皓传》，有各种四洪年谱，有今人《宋登科记考》、《全宋文》，很充分；籍贯乐平说的根据，有南宋末年出版的书籍、明清各版本《一统志》和饶州地方志，最近还增加了新版《辞海》，资料非常多。

现在能查到的最早称洪皓是乐平人的书籍，是南宋王象之著《舆地纪胜》，这是一部以介绍南宋各路、州、县地名山川风景名胜为主的地理著作，兼及风俗人文，书中介绍“洪皓    乐平人，字彦昇。” 王象之错把洪皓伯父名当成了洪皓的字，可见他对洪皓所知不多。

一贯被作为籍贯乐平说最有力证据的，是正德《饶州府志》所载署名赵汝腾的《洪忠宣公祠记》。

赵汝腾在南宋理宗朝长期任中书舍人、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兼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等职，是当时的文章大家，其文集《庸斋集》散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整理出片段六卷，仍名《庸斋集》，经查，其中没有《洪忠宣公祠记》。

正德《饶州府志》所载赵汝腾《洪忠宣公祠记》，更早的来源有南宋末李幼武编《皇朝名臣言行录（续集）》中收录的《忠贯日月祠堂记》。正德《饶州府志》所载较原文多出首尾两部分，恰恰这些增加的文字涉及到洪皓籍贯。

上海辞书出版社《全宋文》选取了这篇文章，但来源不是《饶州府志》，而是《皇朝名臣言行录（续集）》，因为后者没有《饶州府志》所载的篇名、开头和结尾，代之以《孙芹、苇建忠贯日月祠堂。赵汝腾记曰：》^[1]为标题，故《全宋文》为这篇文章定篇名为《忠贯日月祠堂记》。^[2]

二文相同部分是从“窃惟蹈不测之祸以殉国者”至“岂不百倍于武乎”的大段议论，也就是《忠贯日月祠堂记》的全文，内容很像洪适《盘洲文集》卷六十一《敬书先忠宣赐谥制书》中所记洪遵轮对为父亲伸冤之词，只是由口语改为书面语，更具文采，激昂慷慨，情文并茂，体现了宋文精于议论的特点，因为与洪皓籍贯无关，兹不赘述。

以下重点讨论正德《饶州府志》中多出来的文字。

二

文章开头：

延平通守洪芹贻书汝腾曰：“先太父忠宣公，勋在王室，名在夷狄，虽儿童走卒皆知也。弟苇于公畴昔艺松之地，采光尧天语，以忠贯日月扁堂而祀之。俾芹以记请。”予为儿时，侍先君子膝下，即闻忠宣使金不屈。今老矣，何敢辞？^[3]

洪芹和赵汝腾基本同时代，洪芹中进士晚，入朝廷后升直学士、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在开庆元年（1259），《宋史·列传·卷一百八十四》记其曾经“通判南剑”，这里称呼 “延平通守洪芹”，官职没有问题，只是直书其名很唐突。

但是这一段中引洪芹书信称洪皓“先太父”，即亡故的祖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宋史》记“洪芹，尚书右仆射适之曾孙”，家谱传承辈分非常清晰：洪皓——洪适——洪樌——洪侨——洪芹，洪芹是洪皓的玄孙（四世孙），而无论宋朝惯例或饶州风俗，都不可能“爷爷的爷爷叫爷爷”。洪芹不敢这样写，赵汝腾也不会这样虚构，显然，这是伪文。

那么这是不是因为鲁鱼亥豕造成的版本抄录刊刻之错？不是。因为正德《饶州府志》在《洪忠宣公祠记》后紧接着的文章是“孙芹《祭文》”，仍然认定洪芹是洪皓孙子。而《皇朝名臣言行录（续集）》的标题《孙芹、苇建忠贯日月祠堂。赵汝腾记曰：》，也说明其编者相信洪芹、洪苇是洪皓孙子。间隔二百多年的两部书，一个私修，一个官修，犯了完全相同的匪夷所思谬误，只有一个解释：史源同一。

这个致命错误，就是麒麟皮下露出的马脚，是作伪的铁证。

还应该指出一个问题：伪文借洪芹书信，称这位在乐平金山建洪皓祠堂的洪苇为弟，读者被暗示诱导，理所当然认为洪苇是洪芹亲弟弟，至少是从兄弟、族兄弟吧，但事实上两人同辈而血缘相隔很远，洪苇的谱系是洪彦暹——洪曦——洪述——洪梓——洪倚——洪苇，他并不是洪皓直系后代，却被伪文安排成了洪皓孙子。

蹊跷的是，这篇文章中的“先太父”称呼，到清代《乐平县志》中，又先后改成了“先大父”和“先大夫”，前者和“先太父”同义，都是“亡故的祖父”；后者似乎勉强掩盖了明显的辈分称谓错误，这个洪皓后代文章中从没有用过的称呼，也是不合情理的。“先大夫”释义：“1.已故的大夫。2.犹先父。”以洪芹的身份称呼洪皓“先大夫”，显然不合适。而在清代康熙、同治《饶州府志》中，这篇祠记已经不见踪影。看来，历史上已经有人发现了这个硬伤，但无论怎么改都难以掩饰，只能一删了之。

三

再看文章结尾多出文字：

龙山岩洞，鄱阳之胜，仙神所居，公尝读书领略其上。苇之为是祠者，冀公之精爽复游也。不惟慰百世云来之思，且使过者兴微管之叹，慕后凋之节，苇之用心贤矣哉！史称宣帝思武之忠，法其形貌、书其官爵姓名于麒麟阁，盖所以劝来者；予谓忠宣亦宜庙食于鄱，以示褒表，此又任风化者之责也，故并识之。公名皓，字光弼，乐平人。^[3]

这段文字透露的信息比较多：

（一）洪苇建祠堂在乐平龙山岩洞（即今称洪源洞）前,也就是洪氏鄱阳饶城派始祖洪士良祖居地乐平岩前，洪皓曾经在其地读过书种过松。

（二）当时洪皓在饶州没有祠庙，作者认为应该在饶州设洪皓祠庙奉祀，这是地方官的责任。全国各地也确实建立了多处洪忠宣公祠（或称忠贯日月祠堂），饶州境内，除乐平金山乡外，同治《饶州府志》还记载有：府治右茶场巷内、乐平县城长乐坊两处。

（三）文末“公名皓，字光弼，乐平人。”是这篇文章的关键信息，康熙《乐平县志》补充为“公名皓，字光弼，乐平金山乡人。”现在的乐平地方文献，都称该文来源是正德《饶州府志》，而实际上文字有增补修改。所有明清方志判定四洪是乐平人，都源于这句简单明确不会误解的话，也常常直接引用这句话。

只是这句话行文稍显不雅，既然作者是极其崇敬忠宣公的晚辈，受委托写祠堂记这样庄重肃穆的文章，不应该直书其名，作“公讳某”或“公讳皓”更符合情理和惯例。“公名皓”更像史志用语。

（四）康熙《乐平县志》文后还多了“宝祐二年九月”六字，这个时间应该在伪文出炉时间前不久。“宝祐二年”是公元1254年，其时洪芹应该还未入朝。洪芹是老年入朝，因为宝祐四年升任丞相的程元凤（曾经知饶州）举荐人才，说“当今地望无逾洪芹者”。程元凤还曾经为洪迈之孙洪偒作《宋故瑞州知郡料院洪公墓志铭》，此墓志1975年在鄱阳县出土。

（五）从写作语言风格看，头尾多出部分与中间相同部分相差是非常大的。相同部分是论而不是记，多出部分是叙述、说明，这和文章内容有关，虽然表达上有明显不同，但难以借此判断作者异同。

四

这篇文章的作伪是毋庸置疑的。它的造假手法比较高明，好像一件景德镇瓷器，配了假的盖子和底座，加了款识，就说是出自名家的古董。当人们欣赏瓷器主体的精美时，很可能误认为盖子和底座一体同真。

那么作伪的源头是上述地方志还是《皇朝名臣言行录（续集）》？

显然李幼武编《皇朝名臣言行录（续集）》在前，而明清地方志在后，但明代正德《饶州府志》载文章更齐全而《皇朝名臣言行录（续集）》中是节选，不可能府志全抄《皇朝名臣言行录（续集）》，所以作伪造假另有源头，这个源头，比较复杂，我判断来自于家谱。

可能情况是：宋末的乐平洪氏家族需要一篇文章，让洪皓“庙食于鄱”（正德《饶州府志》载“孙芹《祭文》”写明“礼宜血食龙山”，意即应该在乐平金山岩前建祠庙），于是找出可能是赵汝腾的一篇文章，加以篡改，拉近岩前洪氏与四洪血缘关系，获取实际利益，而李幼武编《皇朝名臣言行录（续集）》不察误收。上引文章的首尾部分，为族谱编纂者陆续杜撰补充修改。

五

家谱为什么需要这么一篇文章呢？我们看一篇文献的记载，可以窥出端倪。

宝祐六年，也就是这篇伪文所标的写作年代宝祐二年后第四年，乐平人马廷鸾在被劾罢官期间，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被刻在石碑上，收录进了同治《饶州府志·金石》，篇名《马碧梧金山乡并都记》^[4]。

金山乡为什么要并都（村）？因为金山乡地少民贫。淳熙年间，三洪在朝廷处高位时，他们在岩前的一些亲戚是享受“不在编户”优待的，以致一些都“编户稀少”，能服徭役纳赋税的平民百姓太少，只能并都，让邻村分摊。多年以后，马廷鸾朋友家乡的金山乡十一都，也因为地少民贫并都，他们把马廷鸾的文章刻石以记，因为这关系到今后村民服官府徭役和缴纳赋税的大事。

我们试想：三洪辞世多年，他们在乐平金山乡相隔很多代的亲戚，还能享受多久这种“不在编户”的优待？这个时候，建起“忠贯日月祠堂”，而且提醒地方官庙食褒表的责任，地方官该怎么做？但是，如果有编户中的平民百姓说：三洪籍贯鄱阳，晚年居住鄱阳，死在鄱阳，葬在鄱阳，家庙祭祀在鄱阳，当地人能否接受这样的徭役分配？要知道《燉煌洪氏宗谱》里，洪士良是洪氏饶城派始祖，其子孙后代中从洪昺、洪彦昇、洪彦暹到四洪到洪芹，都是明明白白列在饶城派名下的。

这个时候，洪皓是“乐平人”尤其是“乐平金山乡人”几个字，是否字字千金？

六

总之，这篇文章是做了手脚也露出了马脚的。但历史就是这么荒诞：明初《大明志书》及后来《大明一统志》收集史料编纂时，凭借这篇《祠记》杜撰部分的白纸黑字，乐平县、饶州府、江西省和大明朝廷的修志学者、官员，推翻了《宋史》的“洪皓，字光弼，鄱阳人”记载。以后明清多个版本地方志，都继承《大明一统志》的采信，承认该文有关洪皓籍贯的说法，不断重复，这是同一史源引出历史上许多错误文献的典型事例。

而实际上，四洪文章及同时代人撰写的四洪及其近亲属墓志铭、神道碑铭、行状中的“本贯饶州鄱阳县”、“占籍鄱阳”等记载，都比伪文的证据效力更强。元代修《宋史》引用的南宋科举考试和官员档案，在南宋亡时没有毁于兵火，其籍贯记载也比较可靠。明初人不察，致使明清各版本地方志编纂者一误再误，并影响到当代《江西通史》、《辞海》和一些版本《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改写。

比如，江西师范大学许怀林教授，曾经专门研究过四洪家族，他1993年出版的专著《江西史稿》和论文《鄱阳洪氏家族的升腾与陨落》、《大节凛然照古今——洪皓评传》，都称四洪是鄱阳县人。但他在写作2009年版《江西通史》南宋卷时，面对这篇伪文，无奈认输了。他在介绍洪皓时写道：“洪皓（1088—1156），字光弼，饶州乐平县人。”并且专门加了一条注解：

《宋史》卷三七三《洪皓传》作“鄱阳人”，但赵汝腾《洪忠宣公祠记》作“乐平金山乡人”更精确。乐平为饶州属县，饶州治鄱阳，而洪氏在北宋后期已住进鄱阳，故称“鄱阳人”也大体不差。^[5]

许怀林是首屈一指的江西地方史及宋史专家，《江西通史》（钟启煌主编）北宋、南宋卷的作者，他的观点改变以及《江西通史》的权威性，加上此前北京师范大学朱仲玉教授著作据伪文下的结论：“洪皓是饶州乐平人是毋庸置疑的”，使得四洪籍贯乐平说占了上风，籍贯鄱阳说开始溃败，除了专门研究四洪的学者，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都改而认为籍贯乐平才是真相。这也就无怪乎2020年《辞海》（第七版）全部修改为：“洪皓（1088—1155），南宋初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洪适……乐平（今属江西）人”；“洪遵……乐平（今属江西）人”；“洪迈……乐平（今属江西）人”。

七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署名赵汝腾的一篇伪文《洪忠宣公祠记》中“公名皓，字光弼，乐平人”一句话的基础之上。由伪文编造部分而形成的明清《一统志》、地方志、当代辞典等证据系统，都是伪证据，是无效的。用伪证据来推翻 “本贯饶州鄱阳县”、“占籍鄱阳”、“始为鄱阳人”、“世为饶州鄱阳人”等诸多真实证据，是可悲的，最终也必定是无效的。

如果说四洪籍贯乐平说也有合理成分，那就是：四洪祖籍确实是乐平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乐平人，四洪祖籍地以他们为骄傲，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称赞的；但科学严谨的说法始终应该是：四洪籍贯饶州鄱阳县，祖籍饶州乐平县。当然每个人祖籍不止一处，而籍贯是唯一的（如果改籍贯，前籍贯废止）。

八

四洪籍贯起争议，固然首先因为历史上鄱阳县洪氏曾经长期在乐平祖居地上族谱，因为伪文造假流毒，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是外地学者对鄱阳县两个地名的误解。

一个地名是故县（又称故县渡、古县、古县渡），被某些人错误理解成是乐平县，其实这个地名一直传承，现在是鄱阳县古县渡镇，一个常住人口有十万余人的大镇，本县人都很熟悉，各版本饶州府志和鄱阳县志也都有记载，相传秦末汉初时曾经是县治所在，故名。洪士良购地建仓的滃潭就在故县附近，《洪氏宗谱》载洪士良、洪彦暹葬于滃潭，洪彦暹夫人董氏、洪皓葬于距滃潭五里的故县之原，洪芹也葬于故县大舍岭，洪迈夫人张氏葬于古县，不能因为“故县”二字望文生义理解成是“祖籍县”。

还有一个地名是金山，四洪祖先曾经居乐平金山乡，洪昺、洪彦昇葬地也叫金山，却是鄱阳县义犬乡金山，义犬乡今为鄱阳县双港镇，地处县城西偏北，金山离四洪旧居的鄱阳县城西北澹津湖畔的直线距离只有20多华里。洪迈墓也在今双港镇境内龙吼山。

有学者看到洪适《盘洲文集》中有故县、金山焚黄文，误以为是在乐平县和乐平县金山乡焚黄，因为焚黄是将皇帝封赠、追赠官员的诏旨副本焚烧以告知先人，南宋习俗焚黄一定是焚于家庙和祖先墓前的，据此推论洪皓葬于乐平，洪昺、洪彦昇等葬于乐平金山乡，这种似是而非的发现显然与葬地实情不符。以上焚黄文均焚于鄱阳县。

搞清楚这两个地名，应该就不会误判了。事实上四洪的墓葬地都在鄱阳县，这在他们的墓志、《燉煌洪氏宗谱》和多版本《饶州府志》、《鄱阳县志》都有明确记载。几位洪氏祖先葬于鄱阳县境内的故县和义犬乡金山，却被一些研究者错误地解读，认为葬“鄱阳故县”就是指“鄱阳郡乐平县”，葬“鄱阳金山”就是指“鄱阳郡乐平县金山乡”，而且作为他们叶落归根所以籍贯是乐平的重要证据，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