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真正的“贝氏”？

　　由此看来，对于成都市中心公共空间来说，今天的“天府广场”的规划设计可能是最重要的、甚至最后的一次机会，来改善成都中心地段走向建筑文化“荒漠化”的状况。而不举行国际性设计竞赛，直接委托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进行广场设计的做法，似乎也能为社会各方面所能接受。但是，从官方最初给贝聿铭大师的设计委托到最终由贝聿铭的儿子“贝氏兄弟”呈交方案，官方和媒体对设计师的称呼存在着不同寻常的混乱：“贝聿铭”、“贝大师”、“贝氏”、“贝氏兄弟”、“贝伙伴”、“贝氏合伙人”……抛开“贝氏”的设计如何暂且不说，人们很自然地产生的疑问是：究竟谁是那个建筑师设计师“贝氏”？或者说，贝聿铭先生究竟是否真正参与了“天府广场” 的设计？

　　面对首次设计国内最大面积之一的城市中心的广场，面对要使其成为一个能体现“天府之国”深邃的人文历史内涵的艰巨任务，贝聿铭大师竟从未到现场实地体验踏勘过一次。无论从我们所读到的贝大师以往所有的设计历程，还是从建筑师最基本的工作规律和职业责任感来说这都有些难以想象。比如，就笔者所知，贝大师在接受“北京中国银行大厦”设计之后，曾多次亲赴基地考察，却为何对“天府广场”如此冷落？

　　据《成都商报》2000年12月2日A2版刊登的访问稿表明，贝聿铭先生竟然没有在设计方案上签名！也就是说，贝聿铭本人不会承担这个设计的任何知识产权、工程责任等法律责任和义务。这显然与“请建筑大师贝聿铭主持设计”的委托要求相悖。

　　对此，《华西都市报》(2000年12月2日)的报导是：“年逾八旬高龄的世界级建筑大师贝聿铭到底在新天府广场的设计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封由贝聿铭发给成都市政府副秘书长、天府广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厚安的传真被加以公布，揭开了这一谜底。‘我已经破例与我的儿子贝礼中进行天府广场的总体规划设计，我坚信贝氏建筑师事务所的设计，将为成都市带来一个生气勃勃的中心广场。’ ”

　　按照《成都商报》（2000年12月2日A2版）的说法，贝礼中的解释是，贝聿铭“破例担当顾问一职，花很多时间亲临指导。”然后，该报进一步声称贝的儿子“几乎和他父亲一样的才华横溢”。

　　而该报另一篇报道则说：“贝礼中(贝聿铭的儿子─笔者注)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贝氏方案”时强调，其父亲、年已80岁的贝聿铭先生亲自参加了新天府广场的设计，这是贝聿铭‘封刀’十年之后亲自指导的第一个设计方案。”

　　显然，这些互相矛盾、含糊其词的报导并不能完全驱散人们心中的疑团。但至少有一点人们可以清楚：不管贝聿铭是“与儿子进行天府广场的总体规划设计”，还是担当“顾问一职”，或者“亲自参加了新天府广场的设计”，这些说法显然已经与当初成都官方所称“请建筑大师贝聿铭主持设计”大相径庭。而众媒体所大肆渲染的所谓“‘天府广场’是贝聿铭‘封刀’十年之后’破例‘亲自指导的第一个设计方案“则纯粹为子虚乌有之说━要说明这一点，还必须从贝聿铭与其众多名称中含有“贝氏”的建筑师事务所的渊源历史和复杂关系说起。

　　1955年，贝聿铭与合伙人共同创办“贝聿铭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其英文初为“I.M.Pei & Associates”，1956年更名为“I. M. Pei & Partners”。贝聿铭的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华盛顿美术馆东馆”、“北京香山饭店”、“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扩建一期工程”和“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等都是在这个事务所完成的。

　　1989年，“贝聿铭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更名为“贝－考伯－弗里德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英文为:“Pei Cobb Freed & Partners”，其中考伯(Henry Cobb)为原事务所创始人之一，而弗里德（James Freed）于1980年成为合伙人。

　　1990年，贝聿铭宣布从“贝－考伯－弗里德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退休，但实际上仍与该公司保持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开始以“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英文为:“I.M.Pei Architects”的名义另行接受设计任务。[7]

　　1992年，贝聿铭的两个儿子贝建中和贝礼中离开“贝－考伯－弗里德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创办了“贝合伙制建筑师事务所”，英文名为：“Pei Partnership Architects”。

　　事实是，自从十年前即1990年贝聿铭先生从“贝－考伯－弗里德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退休后，贝聿铭先生根本没有象成都媒体所渲染的所谓“封刀”十年。恰恰相反，贝聿铭不但保持着与原来的“贝－考伯－弗里德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的密切合作，如在该事务所中主持完成了“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扩建二期工程”(1993年建成)、“美国克里夫兰摇滚名人博物馆”(1995年建成)、和“美国加州马林县Buck老年研究中心”(1999年建成)等项目,还以自己的新公司“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为名接受和完成了一批建筑设计项目，如日本“滋贺县美秀钟塔和美术馆”等。

　　而在另一方面，贝聿铭的两个儿子贝建中和贝礼中也以“贝伙伴建筑师事务所”为名义承接各种建筑设计项目。

　　显然，从法律意义上，贝聿铭的“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和贝聿铭儿子的“贝伙伴建筑师事务所”是两家由完全不同的法人拥有、不同的建筑师主持的设计公司。也就是理论上说，贝聿铭的一世英名丝毫不能保证贝聿铭儿子创作作品的高质量，而贝聿铭儿子作品的成功也不应被世人盲目汇入贝聿铭的光辉中━当然贝聿铭儿子作品的失败也不应由贝聿铭承担任何责任。

　　当然，事实上两家公司的关系远非如此泾渭分明。如前不久刚刚落成的“北京中国银行大厦”，便是由贝聿铭出面接收委托项目和应对媒体采访，而项目设计则是在其儿子的“贝伙伴建筑师事务所”的名义下进行的，贝聿铭自己的“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则签署了“设计顾问”这一角色。

　　各种迹象表明，成都市号称委托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设计“天府广场”，实质上已变成了委托给贝聿铭儿子的事务所。并且从贝聿铭甚至连“设计顾问”这一名目都未签署这一事实来看，很难想象他能在“天府广场”设计中参与多少工作。然而成都媒体却依然有意无意地释放大量烟雾弹迷惑大众，如频频推出“大师笔下”、“贝聿铭染指”、“接力卢浮宫”、“贝氏方案惊煞四座”等肉麻标题。另一方面，无论贝聿铭还是其子都未在成都公共媒体上做任何有力的澄清工作。笔者无意贬斥贝氏兄弟，然而“贝伙伴建筑师事务所”的作品，无论在国际建筑设计界和学术领域都碌碌无名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贝氏兄弟因其父贝聿铭的英名避开了理应举办的公开国际竞赛的竞争，而直接取得项目委托(也使成都丧失了获取众多真正国际大师的设计灵感和想象力的机会)，也同时避开了如北京东方广场和国家大剧院所遭遇的那种大量的公开批评之声。面对成都媒体对贝聿铭大师的盲目炒作和一味吹捧，贝氏兄弟均采取一种照单全收、默默笑纳的态度。

　　这种混乱局面绝非偶然，但究竟起因何在呢？是缘于“贝氏”精明的商业策略，即以“贝氏”的名牌效应，故意在从父子两公司的相近名称之间大作文章，以达到父携子、“子承父荫”全力开拓设计市场的目的━正所谓：“沙场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还是成都市政府明知贝聿铭不愿亲身主持“天府广场”的设计，却依然相信“虎父无犬子”，宁可屈尊降格将设计委托给“贝氏兄弟”，另一方面又怕对公众不好交代，才释放各种宣传烟雾弹以混淆视听？还是成都媒体本身就患有“名人崇拜症”，一看见“贝氏” 二字就腿软，不管究竟是谁便大唱赞歌？

　　不管起因如何，这场闹剧的发展不由得使笔者想起武侠小说的“金庸与全庸”之争。笔者本人便是因为过于景仰金庸大侠的威名，曾稍不留神购买了众多“全庸”所写的的武侠小说，事隔数月才直呼上当。同样，在“天府广场”一案中，许多成都市民（甚至许多相关行业人士）已然“中招”：不少人还在忙不迭地欢呼“贝聿铭先生确实是天府广场设计的合适人选，恳请贝氏堪称英明”云云（见《成都晚报》2000/12/3 第5版）。而另一些对方案持批评态度的专业人士也显然受到误导，居然径直批评贝聿铭先生“设计有重大失误”、“晚节不保”等等。（见www.abbs.com.cn“贝聿铭染指成都天府广场”评论）

　　无独有偶，如今成都竟然又出现了另一个“贝氏”━一家从事装修设计的“贝氏设计公司”。该公司老板也姓“贝”，乘天府中“贝氏”之乱紧紧跟上注册此公司名。这无疑又是一次“金庸与全庸”的次等翻版。

　　总之，“贝氏”之乱，不仅带来某些让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也足以引起人们对“天府广场”设计质量的深深忧虑。

“贝氏”设计方案打几分？

　　就笔者看来，拥有据报载足足六个多月的设计时间，“贝氏”最终呈交的方案却异乎寻常的平庸、粗糙、没有达到应有的设计深度。

　　首先，从广场的总体形式语言表达上，“贝氏”的方案实是一个粗浅、平庸的设计。(图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