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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1 年, 李飚以新的艺术形象-
指挥家的身份出现在音乐舞台上,在他的指挥道路上,音乐大师克里斯托夫·艾森巴赫和劳伦斯·福斯特给予了他极大地启发和支持。2 0 1
2年,李飚被北京交响乐团聘为该团历史上首位年度驻团艺术家及客座指挥。自2 0 1
4 年起,李飚被聘为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作为一名指挥家,在过去的几个音乐季里,他已与许多著名乐团合作过,如:意大利托斯卡尼尼爱乐乐团、法国马赛歌剧院、俄罗斯国家爱乐乐团,德国勃兰登堡爱乐乐团、葡萄牙古本江交响乐团、德国新勃兰登堡交响乐团等。2
0 1 3 年7 月应邀在意大利“威尔第2 0
0 周年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上作为首位华人指挥家指挥意大利托斯卡尼尼爱乐乐团全场“威尔第”的作品,2 0 1
4 年,在中国歌剧节上作为指挥首次同中央音乐学院合作威尔第的著名歌剧“阿伊达”获得极大好评,在德国勃兰登堡交响乐团2 0 1
6 /1 7 乐季中指挥贝多芬全套交响乐。目前,李飚是柏林“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及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从2 0 1
0 年起担任梅赛德斯-奔驰音乐节艺术总监和国家大剧院国际打击乐节艺术总监,2 0 1 5 年起,李飚成为“Sony
Music”的签约音乐家。



贝多芬是欧洲音乐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作曲家,研究他的一生总是让人感到着迷。他从第一到第九交响曲在题材和形式上的巨变,几乎概括了这一时期音乐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趋势。他的《第二交响曲》和《第七交响曲》虽然不及《第三交响曲“英雄”》,《第六交响曲“田园”》和《第九交响曲“合唱”》那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但这两部作品却是贝多芬两次创作思路重要转变前的预示。同时也让我们听到了19世纪巨变中的欧洲发出的声音。
当塞纳河的河水已被法国大革命血腥染红,蓝色的多瑙河却仍然给两岸的人们带去宁静和安详。像很多后知后觉的维也纳作曲家一样,此时的贝多芬虽然正在酝酿着献给拿破仑的《第三交响曲“英雄”》,但案头上却小心翼翼的忙着创作《第二交响曲》,并把它题献给一位亲王。在《第二交响曲》中,贝多芬遵从了维也纳古典主义的基本形态,音乐听起来乐观而精致。和海顿、莫扎特等同时代维也纳作曲家如出一辙。还没有什么名气的贝多芬尽可能的压抑了他叛逆的性格,也隐藏了他在《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中表达出的绝望,写出了这部“主流”的古典主义作品。贝多芬仅仅在第三乐章和大家开了一个收敛的小玩笑,把传统的小步舞曲替换成了谐谑曲,成为了他身陷逆境中的一撇著名的苦笑。
1813年,当拿破仑皇帝的部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时,贝多芬在一场为受伤士兵筹款的慈善音乐会上首演了他的《第七交响曲》并亲自担任指挥。继“命运”对自我个性的戏剧化表达和“田园”对大自然的赞美与眷恋之后,贝多芬开始反思这个混乱的时代,并逐渐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思考自由、平等、博爱等普罗众生的终极追求上来。此时的贝多芬已几乎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但他依然试图用音乐创作去探索更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抚慰众人的心灵。在《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中,贝多芬没有用旋律写作来打开局面(虽然贝多芬从来都不是一个以旋律见长的作曲家),转而用弦乐单音和固定节奏型的单调形式贯穿作品的呈示部,仅用少许管乐的歌唱加以装饰。通过一轮又一轮的渐强,似乎积累了一种思考的力量。在第二乐章的末尾,贝多芬用圆号奏出一个紧张的长音,仿佛为这段反思画上了一个大大问号,并把这些问题留到他《第九交响曲》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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