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清代的龚自珍说的话，他说：“士皆知有耻，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如果把这句话翻译一下的话大致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知道羞耻，那么，这个国家永远也不会受到耻辱；如果连知识分子也不知道羞耻了，那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耻辱。

    龚自珍把羞耻感的问题集中到了文人知识分子的身上，非常有眼光。他认为，世间的民众颠倒荣辱，这是很难避免的，而如果文人知识分子也颠倒了，事情就非常严重。在这里边，他把文人知识分子的羞耻感，看作是全社会的道德坐标的核心。这也正是我在讨论文人生态的误区的时候特别需要讲一讲羞耻感的原因。

    在表面上看，文人似乎比一般民众多一点羞耻，其实一般民众的羞耻感的多少和文人所传播的文化密切相关，因为文人能够通过传媒在社会上制造集体心理的敏感点和麻木点。我曾经听不少海外的朋友说，中国这些年来频繁出现的假酒、假药、假奶粉事件是司法问题，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那么多制假者不知羞耻却是文化问题。那么，文人所传播的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渐渐地影响了民众在羞耻感上的麻木呢？我想首先，在文化观念上，正像一位西方学者所说的，中国文人习惯于把两个都是以“J”开头的英文词置换了，第一个“J”是嫉妒（jealousy），置换成了第二个“J”是正义（justice）。

    也就是说，中国文人讲“正义”是最多的，但背后大多都躲藏着嫉妒。分析一下，嫉妒本来是人世间最普遍的羞耻部位，因为这里边包藏着三种羞耻：第一就是，嫉妒产生于一种自愧弗如的那种虚幻式羞耻；第二，嫉妒一旦产生，就变成了一种真正值得羞耻的破坏心理；第三，要克服嫉妒，也只能用君子式的羞耻心来自我约束。这就是说，嫉妒里边盘旋着三种不同性质的羞耻，前两种需要克服，后一种需要培养。但是，不少中国文化人把前两种羞耻都打扮成了一种正义，那么，后一种君子式的羞耻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因此要警惕了，很多伪装正义的批判声音，目的是为了让别人感到羞耻，但恰恰是它们，使社会失去了羞耻。

    几位编辑先生看到窗下有路人因为随地吐痰而被罚款，为国民缺少羞耻感而深深叹息。叹完，讨论下一期攻击哪几个人。

    他们从来不被罚款，因此不叫随地吐痰，而叫三人谈、七日谈、自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