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湖北麻城市张家畈镇王家边村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者王圆箓祖居地（王家边水库旁存有“王圆箓故居”）。
  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的甘肃敦煌，一扇历史之门悄悄地被道士王圆箓偶然打开，被古人封存了近千年的5－11世纪的珍贵写本得以重见天日，以至于20世纪的世界文化发现史上注定要记下这样的文字：王圆箓发现了敦煌藏经洞，而洞内所发现的经卷文书被称为“敦煌遗书”（敦煌遗书与甲骨文、汉简、故宫明清档案誉称为近代中国四大学术发现，称其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并形成了以藏经洞出土文物和敦煌石窟艺术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成为20世纪国际人文科学领域著名学科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圆箓的发现可谓改写了中国历史。
  王圆箓何许人也？
  王圆箓（约1850-1931年）湖北麻城（一说陕西汉中）人。本名园禄。早年因生活所迫外出谋生，流落到肃州（今甘肃酒泉）。据《麻城县志》载，咸丰六年（1856年）夏，麻城大旱，庄稼几无收成。受生活所迫，幼年王圆箓逃离家乡，辗转流落至甘肃酒泉，于光绪初年入肃州巡防营当兵。期间皈依道教，退役后便以道士为职，师承全真道龙门派，道号“法真”。约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前后云游至敦煌莫高窟。时莫高窟一带有上、中、下三座寺庙，其中上、中两寺为藏传佛教喇嘛常住，而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久已荒废，无人看管。于是，王圆箓就在下寺第344窟中住下，逐步整修破损的洞窟，并将一小部分改造成道观。后被县署委以道会会司之职，就在其修复改造石窟的过程中，于1900年6月22日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亦即莫高窟第17窟）。王圆箓自发现藏经洞后，忙报于敦煌知县，再报于肃州（今酒泉）官府（道台和藩台），仅得到甘肃藩台“就地封存”一纸命令了事，不得已王圆箓只好又把藏经洞封闭起来。直到1907年英籍匈牙利犹太人斯坦因、法国远征考察队的伯希和闯入莫高窟区，用银钱几番诱使王道士动心出卖大批文物，从此敦煌文物招来劫难，遗恨千古。1931年农历四月十八日王圆箓圆寂，弟子将其葬莫高窟大泉河东岸沙滩上，并修建了土塔以纪念。
  王圆箓以其对宗教的虔信，把自己的后半生永远与莫高窟紧紧绑在一起。在任莫高窟“掌门人”期间，参与或直接完成了诸如“五层楼”、“古汉桥”、“太清宫”及补葺千佛洞等寺内建筑，这从镶嵌于敦煌莫高窟大门外的“道士塔”上《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应为“墓碑”）可知。有大量资料显示，在发现藏经洞后的7年间，王园箓为保护莫高窟文物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后因修缮过程中资金匮乏，采取用经卷换银两方式修缮窟区及下寺，换得莫高窟重生，却导致石窟藏书的精华部分流落国外，令人扼腕叹息。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之所作所为，与其身份是相称的，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宗教家；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和保护过程中，既有功也有过，甚至功大于过，因经其手卖给外国的石窟遗书，至今没有一件毁损，全部静静的存放在国外博物馆和科研单位里，成为不幸中的大幸，而流失于国内的则绝大部分不复存在。无疑，王圆箓是为保护莫高窟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是敦煌学产生的重要人物，从这个历史意义上讲，应建立一个“王圆箓纪念馆”来纪念他。
知识链接
  莫高窟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莫高窟又称千佛洞，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经过数百年建造，形成巨大的规模，元末，由于战乱和风沙掩埋，逐渐被人淡忘。1900年6月22日，当王圆箓和雇来的民工在清理第16窟淤沙时，在北侧甬道壁上发现了一处裂缝。沿裂缝挖掘，去掉墙砖，他们发现了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里面堆满了经书典籍，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位于敦煌莫高窟三层楼七佛洞下的洞窟即今第16窟的甬道中，原为唐代高僧洪辩（譬）圆寂后，他的弟子为其修建的纪念洞窟，里面塑有洪辩塑像。至于古人为什么会将这些藏品藏在这里，专家推测，可能是因为宋末元初，甘肃战乱，为了不使经书和文献损毁，僧人们将其集中存放在这里，封死洞口，外面砌墙，并涂上壁画进行掩饰。随着知情人逐渐离世，藏经洞逐渐不为人所知。
  据专家后来估算，藏经洞共发现有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历代文物五万多件，除汉文写本外，藏文、梵文、怯卢文、粟特文、古和阗文、回鹘文等民族文字写本约占六分之一，并有绢本绘画、刺绣等美术品数百件。写本中除大量佛经、道经、儒家经典之外，还有史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极具历史价值。藏经洞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