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妇女大多被塑造成供男人消遣娱乐的对象，她们没有思想，不懂反抗，过着逆来顺受的生活。然而挪威作家易卜生创作的《娜拉》却描写了一位意识自觉的女性，给人以新的启示。
  

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掀起女性解放运动以来，女性解放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要求“男女平等”，“女子获得参政权”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大。我国?919“五四”运动后，也开始了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正是在这种女性地位有所提高，女性权力逐渐被认可的时代背景下，娜拉成了新女性人物的代表，她摔门出走的行为博得了众人的欢呼与掌声，引得众人纷纷效仿。
  

当我们还沉浸在对她的佩服中时，鲁迅先生又为我们上了另外一堂生动的课，课的内容是“娜拉走后怎样”。
  

的确，娜拉的离家出走的勇气和觉醒值得赞赏，但仅仅把这个作为女性解放运动成功的事例来到处讴歌传诵是不恰当的，仅仅把离家出走作为女性解放奏响的时代强音是大错特错的。尽管人是潇洒的离开了，然而离开以后的生活会怎样，后果或者说是下场会怎样，我们还没细细的想。不过，鲁迅先生告诉了我们答案。他说：“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其实不难想象，一个人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养尊处优的生活，现在却要她独自去到社会上谋生，处境对她来说艰辛而困难。她要么选择从事最古老最容易的赚钱方式，以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来获得金钱，这就致使她由被一人愚弄蹂躏上升到受众人践踏的悲惨局面，就像刚送走了一个讨债的小鬼，复迎来一个索命的阎王般可怕；要么就选择低声下气，丢掉任何尊严又回到丈夫身边继续自己的玩偶生活。兜了如此大一圈，又站在了原点上，恐怕比起先前还有所倒退，想到这些，我们还高呼得起来吗？我们还敢不假思索的离家出走吗？
  

鲁迅先生也说了，娜拉除了觉醒的心以外，“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的说，就是要有钱”。对，钱是最要紧的，“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但能够为钱而卖掉”。我们人类每天都得吃喝拉撒，怎样解决这些生计问题呢，肯定是钱了。首先得先把肚子填饱了，再来谈什么平等啊，解放之类的，否则谁会空腹加入这行列？连最基本的生存要求都不能满足，争取来的所谓“男女平等”“女性权力”又有何用？岂不成了空话，笑话！但是，一说到钱，就会伤了感情。钱这个东西，或许在某些高雅的人士看来显得是那样粗俗，不值一提。不过你要真问他要点，或是明明白白向他平分经济，他立马会变得比钱更粗俗。倘若遇到像葛朗台那种视钱如命的家伙，或许你还会惨遭他的毒害。所以说啊，在一定程度上看，钱大大的好。它至少可以使我们把门摔得更加响亮，离家后的生活照样过得有滋有味，根本不用去堕落，根本不用委曲求全看男人脸色。
  

但是，这钱要怎么去寻，天上总不会“吧唧吧唧”使劲掉啊。鲁迅先生指出“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纵观中国3千多年的历史，女人何尝不是作为男人的附庸品而存在，要说有什么价值，不过为某些权势所利用，作为打击另一权势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身不由己，不得你掌控自己的意识，思想和行动，更不要说参与作为权势基石的经济活动了。因此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有战斗，通过强硬持续的斗争来争取在金钱地位上的平等。“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的确，这是一项翻天覆地的浩大工程，亘横在万万妇女同胞面前的是一个艰巨而艰辛并且需要大家穷其一生的精力为之奋斗的任务。我们不能单单做娜拉，轻率的给那个对女子不公的社会和男权思想捍卫者只昙花一现的抗争，伤及表，未波及内。我们要做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的壮举：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她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女性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诚如鲁迅先生期望的那样“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到时候，金钱有了，自由有了，平等有了，什么的什么也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