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科肿瘤与夫妻关系

心理咨询师 吴剑

2019年1月30日

   亲密关系作为一种资源和策略能够满足婚姻关系中的癌症患者和配偶爱与归属感的需要，并且支持彼此度过痛苦的癌症体验。亲密关系是评价个体主观幸福感，夫妻身心健康和生命质量的重要指标，稳定的亲密关系也是疾病转归的重要预测因素。患肿瘤以后不知道如何调整夫妻关系是导致夫妻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妇科肿瘤是常见的恶性肿瘤，诊断和治疗不仅影响患者自身，同样也影响配偶。因为疾病导致婚姻关系中的角色重新分配，配偶因承担患者生病期间的经济和照顾的过重负担影响夫妻关系。妇科肿瘤不单纯是个体疾病，而且位于患者生殖器特殊部位，使夫妻亲密关系的调整成为妇科肿瘤患者和配偶关系的重要问题。

来自配偶的支持是已婚癌症患者的最重要的社会支持，在压力源和个体亲密关系中起到缓冲消极影响作用，夫妻支持行为是亲密关系的重要预测因素。通过夫妻支持应对来自调整癌症压力是维持和重建个人和双方内稳态，健康，夫妻关系的重要手段。夫妻之间采取何种有效的行为去调整癌症带来的压力是影响夫妻关系的核心问题，系统相互作用模型STM是目前研究夫妻支持应对与亲密关系应用最广泛的理论，理论认为癌症是患者与配偶共同疾病，称我们的疾病。通过夫妻支持应对的形式相互影响来调整癌症的压力应对过程，可以增加夫妻之间的凝聚力，彼此信任，支持，从而改善双方亲密关系。夫妻支持应对分积极（支持，代办，共同），消极（矛盾，表浅）两种形式，积极夫妻支持应对多，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就高，消极夫妻支持应对多，夫妻亲密关系配合就严重。

工具使用，夫妻支持应对量表DCI，包括积极夫妻支持应对，消极夫妻支持应对。积极夫妻支持应对包括相互支持应对，代办支持应对，共同支持应对。婚姻调适测定，MAT，

结果显示，配偶代办支持应对，消极支持应对高于患者。配偶代办支持行为多于患者，因为疾病自理能力下降需要得到更多的帮助，丈夫作为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提供更多的代办支持行为。配偶比患者使用更多消极应对行为，可能是研究对象是青壮年，除了需要照顾患者，还需要平衡家庭和工作压力，角色转变不良使配偶身心困扰增加，负性情绪驱使下表现更多消极支持应对，如回避，退缩，敷衍行为。在婚姻压力下，男性比女性更多使用避免，退缩的应对方式，因为男性平时在家庭生活中更多受到妻子的照顾，抗压能力和技巧弱于妻子，所以在遭受妻子癌症打击时缺少积极的应对技巧。

结果显示，妇科癌症患者的亲密关系高于配偶，女性癌症患者有更多亲密关系体验，是因为癌症治疗使配偶花费更多精力和时间陪伴患者，患者获得更多关爱和亲密照顾，女性本身对婚姻关系更加敏感，加上妇科癌症是涉及生殖系统私密性的疾病，患者自身对亲密关系的期待降低，反而容易满足，更容易体验与亲密有关的行为和情感，所以感受患病期间的陪伴等亲密行为互动多，亲密感受就高，男性本身情绪感受就更加独立，加上处理与妻子治疗和照顾家庭事务分散精力，表现出亲密感受比较低。

妇科癌症患者的夫妻支持应对与亲密关系和配偶的夫妻支持应对及亲密关系分别高度相关，与前列腺癌症患者和配偶的研究结果一致，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在家庭系统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描述，在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中，每个成员都受到其他成员的情绪，认知，行为的影响，不断反馈循环也产生相似性。类似研究显示，癌症在治疗康复过程中的夫妻亲密互动会增加孩子与配偶对彼此的情绪和行为的依赖，就是当一方表现出对亲密关系的满足，另一方也能够捕捉和感知类似情绪而产生满足感。以后在帮助癌症患者调适过程中，不能只关注患者或者配偶共同，还可以考虑彼此作为重要资源整合到促进癌症夫妻身心健康的治疗中。

APIM模型显示，相互支持应对与亲密关系存在主体效应，就是患者和配偶的相互支持应对与个体自身的亲密关系感受都有正向联系，个体自身相互支持应对行为多，个体自身亲密关系高。系统转变理论认为，相互支持应对是伴侣一方通过语言或者非语言的方式向帮助对方的应对努力。如向对方共情理解，提供建议，表达诚心，这些支持性的表现本身就是一种积极行为，有利于积极情绪的产生，体现对对方的理解关心，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满足的需要。支持性行为增加能够满足这种需求，并且减少因为罹患癌症带来的一系列压力导致的负性情绪，往往有更多的亲密关系体验。慢性病调整过程中相互支持应对多，有利于孩子和配偶自身亲密关系的产生。

结果显示，患者相互支持应对与配偶的亲密关系存在客体效应，有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体验情感互动，所以患者的亲密关系比配偶自身的亲密关系更容易受到对方相互支持应对的影响。丈夫，在妻子癌症时，可能更加脆弱，需要被帮助和关爱。可能由于受到癌症的压力因素的调节使配偶的情感卷入反而要高于患者，在感受来自患者对自己的共情理解，安慰及支持性帮助时，能够有效缓解配偶的压力并且改善配偶的亲密感受。

代办支持应对是伴侣一方完全承担另外一方的责任和任务以减轻对方压力。代办支持应对与亲密关系存在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患者与配偶的代办支持应对与自身和对方的亲密关系都存在正向联系，没有性别差异。这些与西方研究结果相反，西方文化中的代办支持定义为过度保护的措施。过度额外的支持也是有消极影响，由于没有评估对方的需求，忽视对方的自我效能，自尊，能力的行为，不利于双方亲密关系的建立甚至产生敌对意识。本研究结果的原因，一方面夫妻在对方遇到困难时替对方承担就是自己的义务，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感，自尊。另一方面替代和承担被认为是保护行为，同时间接满足马斯洛基本需求理论的爱和安全感的需求。代办支持应对属于工具性应对方式的范畴，即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方式，如配偶承担照顾家庭，照顾子女。让他们觉得有事可做，可以让患者和配偶从无助和失控中解脱，有利于积极情绪的发展。结合我国文化背景的夫妻互动，夫妻亲密关系背景多受到这样夫妻互动行为的影响。所以患者和配偶的代办支持应对不仅积极影响自身的亲密关系，也积极影响对方的亲密关系。患者代办支持应对同时与自身和配偶的亲密关系存在正向联系，说明患者即使生病，自助能力削弱，但是在能力范围内仍然能够管理自己和配偶的压力，对自身和配偶的亲密关系有积极影响。这样看，患者的代办支持有利于患者自身和配偶的癌症适应行为。但是代办性支持应对需要额外支出认知和体力的能量，从自己的事情中转移个人的时间和资源，所以最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用，避免过犹不及，可以鼓励患者和配偶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有利于良好关系的建立。

共同支持应对是夫妻双方对压力的关注相似，应对过程投入的多少对称，如联合解决问题，联合寻找信息，一起放松，仅仅有患者的共同支持应对与自身亲密关系存在积极主体效应，客体效应中也仅仅有配偶的共同支持应对与患者的亲密关系存在积极联系。我国文化中女性是弱势群体并且更加倾向于对丈夫表露压力，是激发对方提供帮助的重要因素。因为女性自我构建比男性自我构建表现更多相互依赖性，更容易受到情绪互动质量的影响，女性更加敏感，重视亲密关系和合作，体验更多与关系有关的情感，容易意识到共同应对中夫妻参与的好处，并且努力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所以患者和配偶形成共同支持应对都能够积极影响患者亲密关系水平。在我国文化中，男性本身就被期望独立承担压力，分享会被认为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很难做到西方文化提倡的与配偶结成同盟，所以配偶的亲密关系没有体现受到自身和患者共同支持应对的影响。说明我们在工作中，尤其需要注意鼓励双方相互交流，表达忠诚，相互提醒，联合解决问题，一起放松，保持应对努力的平衡付出和需求的一致性。

消极支持应对与亲密关系的主体效应，就是患者和配偶的消极支持应对与自身的亲密关系有负相关。消极支持应对是敌对，表浅，矛盾的回应，伴随距离感和不感兴趣，不真诚的或者不愿意的提供帮助，类似的行为回避，忽视了对方的感受和想法，使沟通减少。这样负面效应，不利于夫妻感情维持。由于癌症的照顾负担，给配偶带来很多压力，对患者来说，妇科癌症不仅是躯体疾病，还直接影响女性特征，自我形象，容易产生自卑感。还面临生死抉择，手术和化疗带来的副作用问题。导致患者和配偶正常应对能力不足并且产生负面情绪，加剧敌对行为，这种消极方式不会消除压力，相反加重心理负担，配合夫妻关系，使亲密关系感受降低。癌症的夫妻关系，丈夫或者妻子的，消极支持应对都给对方的亲密感受造成破坏性影响。社会交换理论的互惠原则，在婚姻关系中，癌症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产生的未处理的消极情绪含日积月累形成破坏性互动模式，并且逐渐吞噬婚姻的积极因素。无论的患者还是配偶，逃避，退缩的行为模式不利于对方亲密关系的维持和建立。

妇科癌症患者和配偶的夫妻支持应对与自身和对方的亲密关系存在联系，并识别夫妻支持应对中的积极和消极因素。其中患者和配偶的相互支持应对，代办支持应对，共同支持应对部分，与自身和对方的亲密关系成长正相关，而患者和配偶的消极支持应对与自身和对方的亲密关系有负相关。这些结果支持了在癌症调适中患者彼此最重要的社会资源的结论，为未来开展以夫妻为中心的亲密关系干预提供方向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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