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情绪调节与自我效能感

国家心理咨询师 吴剑

2015年10月8日

   人们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都困难遇到各种与情绪有关的事件，如何根据情境要求和个人需要对情绪进行有效调节，对每个人都是至关重要。人们在调节自身情绪方面的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有的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情绪调控能力比较强，有的人赞赏“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个体在情绪调节方面的差异取决于个体对自身情绪调节能力的信念，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力。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概念在情绪及情绪调节领域的扩展，是该领域的新兴热点课题。所谓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能否有效调节自身情绪状况的一种自信程度，它本质是指个体基于对自身情绪调节能力的认识和评价而形成的自信感，是个体一种比较稳定的，重要的内在认知资源。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属于自我效能感范畴，具有自我效能感的一般特点，而又不同于一般自我效能感，它同时具有情绪调节和自我效能感的双重性质，既兼有缺陷的不断变化性和自我效能感的自我主观性，是一种有别于其他自我效能感的特殊自我效能。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各种社会心理功能，如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压力应对。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力的发展受到环境因素影响，其中儿童期虐待是重要的危险因素。由于受虐待儿童长期生存在虐待环境，各种层次的需要不能满足，常常感到一种无能为力感和无价值感，表现自我责备，这种感觉在他们的自我认同中占据显著地位，从而抑制了沟通的愿望和自我效能感，尤其是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更容易破坏自我认知成分的发展（自我效能感）。研究显示，童年期经历过性虐待的妇女更频繁出现自责，诋毁，低效能感，遇到一些负面生活事件，很容易责备自己，而比较少归因其他外部因素。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虐待有联系。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够缓解情绪紧张，维护自我调节机能，尤其是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更能够有效控制情绪冲动，减少负性情绪的发生频率。管理消极情绪与自我效能感和抑郁倾向存在相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通过作用于个体的信念感行为模式对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不良行为及抑郁情绪起作用。

   儿童期虐待对成人后抑郁有重要影响，大部分抑郁症患者在发病前有过负性经历，其中性虐待经历更容易促进抑郁发生。个体早期躯体虐待和性虐待是抑郁和焦虑问题的主要风险因素，特别是性虐待能够有效预测抑郁中焦虑共病症状。童年期虐待对个体抑郁有直接和间接影响，并且童年期虐待可以通过神经质，内外倾向，自动思维和早期适应不良图式间接影响抑郁。

   工具使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s，包括调节积极情绪效能感，调节沮丧/痛苦情绪效能感，调节生气/愤怒情绪效能感。儿童期虐待问卷ctq。包括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躯体虐待，躯体忽视，性虐待。

   结果显示，调节积极情绪效能感，调节沮丧/痛苦情绪效能感，调节生气/愤怒情绪效能感与ctq负相关，说明大学生儿童期经历的虐待越多，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差。儿童期虐待经历虐待负向预测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受虐待儿童经常以更多负面词汇描述自己（诋毁，埋怨），并且认为自身能力发展不好。受虐待个体感觉一种无能为力感，他们的自我效能更常常受到抑制。早期的虐待经历使个体感到羞辱和恐惧，或身体常常处在正常需要不能满足状态，恐惧有时候成为普遍心态，问题和困难被过分夸大，常常迷失自我，他们认为自己不受人们喜欢，形成低自尊，低自信的病理心理学特征，阻碍了谦虚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发展。

   虐待与抑郁正相关，并且躯体忽视和躯体虐待能够显著预测抑郁。虐待经历是一次抑郁的可能因素，这些与早期虐待经历对儿童身体和心灵的创伤有关。虐待容易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功能紊乱，伤害海马-杏仁核，引起抑郁。遭受虐待的个体容易形成持久的，难以改变的一系列消极信念，他们对自己，世界，未来更倾向于进行消极归因，容易体验到更多孤独和内疚的消极情绪。

   在情感忽视与抑郁，躯体忽视与抑郁之间，调节积极情绪效能感，调节沮丧/痛苦情绪效能感，调节生气/愤怒情绪效能感起中介作用；躯体虐待和抑郁，仅仅调节沮丧/痛苦情绪效能感起中介作用；性虐待和抑郁之间，调节积极情绪效能感，调节沮丧/痛苦情绪效能感起中介作用；说明儿童期虐待经历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间接预测抑郁，由于长期生活在充满危险和冲突的环境中，受虐待儿童持续处在高度唤醒和警惕状态，容易导致个体生物应激系统的改变，最终导致受虐待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缺陷。受虐待个体常常缺乏有效调节情绪的自信，无法带来令人满意的积极结果引起强烈的无效能感是各种不同形式的抑郁产生的共同核心因素。对于经历虐待的个体，为了降低虐待带来的消极影响，可以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视角进行干预，有针对性提高他们的调节积极和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能力，促进他们健康发展。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