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工人的工作倦怠

国家心理咨询师 吴剑

2010年10月27日

   今年上半年，富士康集团（台资）在深圳市的一家工厂，5个月内发生12起员工跳楼事件，造成10死2伤。相当于全厂数十万员工这个自杀率不高，低于我国的平均自杀率。但是在短时间，同一企业，同一群体，同一地点发生自杀，无疑属于非正常社会心理现象。

   12起自杀者的基本特征：男多女少（男8人），年龄较小，都是未婚，教育程度偏低，入职时间短（不足2年，多为首次参加工作），外地户籍（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流水线作业，工作形式和程序单调，加班时间多，工作偏低，业余时间少，生活单调，工友室友陌生来往少，交往活动极少，社会支持缺乏，3例有精神病。造成自杀原因复杂，有社会环境和个体自身，工作-个人匹配可以分析工作倦怠问题。

   Maslach认为，工作倦怠并非由本人自身或工作情景单方面原因，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取决于两者匹配程度，就是个人能力与工作要求差距越大，越不匹配，越容易产生工作倦怠。个人和组织在工作量、控制、报酬、工作团体、公平性、价值观6方面的不匹配导致工作倦怠的产生和加剧。从自杀者的共同特征看：他们长期从事紧张而单调的工作，机械的工作，经常加班，工作完全缺乏自己控制余地，容易产生工作疲劳感；报酬比较低，生活在高消费的深圳市，日常生活支出以后所剩无几，再给家里寄钱（他们打工的初始主要动机），就需要加班，在生活上更加节约；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同宿舍的不在同车间，同车间的不在同宿舍，入职时间短，难以建立密切朋友关系；即使老乡交往，因为见面机会少，缺乏日常人际关系，谈不上社会支持；文化水平偏低影响交往和应对能力；业余时间少而单调，他们难以享受这个年龄应该享受的丰富、有趣而浪漫的现代生活；作为外来人员，来到高度发达的深圳市，城市同龄人的生活在旁边，城市青年的生活方式，物质丰富，精神世界，使他们向往甚至嫉妒，社会不公平感产生；他们不象父辈那样任劳任怨工作，而面对身边诱惑无动于衷；不公平感使情绪耗竭，使个体对工作玩世不恭；在城市生活以后，价值观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打工目的不再是为家，赚钱，回家，而是在城市实现自我价值，想抓机会，重发展，多赚钱，留城市。结婚生子，成为老板；对他们来说回去是丢面子的事情，他们已经不能接受甚至不能适应家乡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有自己的成功观，鲜明时代感，这一系列对未来美好憧憬，与目前大不如意的工作，生活状况形成强烈反差。残酷的现实产生巨大心理冲击，导致工作满意度下降，工作倦怠产生。因为工作时间短，工作倦怠迅速形成，工作满意度极低。

   另外从移民文化看，从一个地区迁徙到另外一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地区，因为文化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原来文化如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价值体系，难免受到新文化，亚文化的冲击，导致原来的社会角色削弱甚至终止，形成无形的社会隔离或者半隔离的状态，无疑加重工作倦怠的程度。

   工作倦怠带来健康问题，对生理，心理，社会功能产生广泛损害，我国职业人群的抑郁症状发生率40%，高于普通人群。睡眠障碍与工作倦怠关系密切，严重工作倦怠常常出现自杀观念。工作倦怠有传染性，在员工中传播和蔓延。富士康事件工作倦怠是自杀主要原因。另外3例精神病不能忽视，精神病与工作倦怠相互交叉关系。

   对工作倦怠的干预包括个体干预，组织干预。我国企业的外来工状况，受到干预资源，干预成本，外林文化水平，心理接受能力的限制，选择组织干预为主，个体干预为辅。有力的社会支持是消除工作倦怠的最重要手段，尤其来自管理者的支持。在企业普及员工援助计划，建立员工心理援助体系，完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是解决企业员工工作倦怠问题当务之急。加快心理卫生进社区的步伐，人人享有心理卫生保健，是未来目标。如何引导外来工成功观，价值观，在教育体系中弱化精英教育，强化平民教育，是心理卫生和教育工作者的新课题。

   摘自《中国心理卫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