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华人的普通精神障碍的发生情况

国家心理咨询师 吴剑

2009-6-25

   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困扰了大约1/6的成年人。一般人群的精神问题通常不是精神疾病所致，而是来源于各种情景困扰所引起的焦虑、抑郁、躯体形式障碍等轻度精神异常，被定义为普通精神障碍（CMD）。不同国家和地区的CMD发生率都很高，比较肯定的危险因素有失业、教育程度低、婚姻不稳定、物质条件差等社会经济状况（SES）。这些提示CMD不但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当前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收人分配不均，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与符合诊断的精神疾病比较，CMD更加关注普通人群的一般性精神问题。了解SES和CMD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将有助于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卫生状况。1998年的香港具备这些特点，刚经历亚洲金融危机，GDP下降5%，失业率6%；香港是公认经济发达地区，1998年国家和地区竞争力是第三；香港致力于解决社会贫富不均问题，有比较完备的社会综合援助计划。

   电话调查，用电话号码簿随机抽样进行调查，放弃外国人，非户籍人员，传真，无合适人员。打43921个电话，有效电话13738个，9851个为有效问卷，72%。工具用自我评定量表SRQ，是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用于初级保健医疗筛查。

   结果显示其社会经济状况和普通精神障碍的关系，34%存在普通精神障碍。下述人员更容易出现CMD：女性、年龄偏小、婚姻不稳定、教育程度低、失业人员、家庭收入低、无私人住房、住房面积小。退休人员最少CMD，失业人员最多CMD。整体是低水平的SES的精神卫生状况差。

研究显示，香港华人的CMD发生率34%，高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可能和亚洲的生活方式和节奏有关。他人研究显示，全球的10个晚睡型和10个早起型国家中，亚洲国家和地区占大部分。他人研究显示日本人的CMD高于巴西人。亚洲金融危机也是重要原因，负资产和经济衰退。研究显示，女性和年轻人存在更多的CMD，可能和女性更容易汇报焦虑、抑郁、躯体问题，是女性对躯体变化更加敏感，也可能是社会文化更宽容女性表达情绪困扰和躯体不适。年轻人多，是因为不同年龄的人面临时的职业和生活压力不同。香港华人的婚姻、教育、住房面积对CMD有直接影响。一般认为低水平的SES增加了CMD的发生率，也延长了CMD的长度，CMD降低了SES的水平（反向作用）。

研究显示，婚姻是最重要的CMD影响因素，婚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也是个体的重要精神稳定剂。单身、离异或者鳏寡在两性中都会更多地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而且症状出现的时间更长。提示婚姻对精神和情感的重要支持和调停作用。另外虽然抑郁和焦虑不可避免降低婚姻的亲密程度，提高离婚率，但是他们比例比较低。

教育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香港80%以上人员都接受了中学以上的教育。现代社会，教育程度直接决定了个体的就业机会和能否获得社会地位比较高的职位。过去研究显示，重型精神病在低教育水平群体的发病率高，预后差，病程长。虽然职业的影响没有研究，但是职业的决定因素是教育水平。

因为香港的人口密度高，住房最大的生活负担，普通住房面积在60平方米，许多低收入群体面积在30平方米。狭小的生活空间使人心情压抑，烦躁，容易激惹，这些是CMD的核心症状。住房同时也代表家庭经济状况，虽然家庭收人没有影响CMD，因为家庭收人是保密的，住房面积是客观的，回答比较真实。而且家庭收人容易和个人收人混淆。

（评价：香港是个普通心理障碍的高发区，这些本身就能够证明许多问题，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是必然遇到这样情况，因此，未雨绸缪，重视心理卫生尤其重要。不能走环境保护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的误区。）

摘自《中国心理卫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