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到9日，拜读了钱穆先生《民族与文化》，收获了点点滴滴，铺叙成如下文字：

 

民族：生活习惯、信仰对象、艺术爱好、思想方式不同，就可以叫做异族。这种不同，便是文化的不同。由于文化的不同，就形成了民族不同。

 

人类文化，有两种不同的体系。一种是某一个民族创造了某一种文化，而这个民族忽然中途夭亡了。最显著的，如希腊，如罗马皆是。另一种，像我们中国，不仅由中国人来创造了这一套文化，而又由这一套中国文化来继续创造中国人。因此到了今天，中国人仍占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比数。

 

不仅古代的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不能把希腊人、罗马人扩大而绵延，即如今天的法国人、英国人一样依然有不能扩大不能绵延之隐忧。换言之，他们可能扩大他们的国家，却不能扩大他们的民族。他们的大英帝国几乎可以控制全世界，但始终不能把自身的三个岛屿融合为一。这是什么道理呢？从他们的根源上探讨，这还是文化的问题。我们认为西方文化可以使他们的民族向外扩展，却不能使他们的民族向内融凝。汉代政权则由中国人建立，以统治此同文同化之中国人，非如西方之帝国。故罗马覆亡之后，即不再有罗马，汉室消灭，却依然有中国，我们中国文化之伟大处则正在于此。

 

中国历史上之少数民族内徙，大要不外两途。一是归化投降，由中国政府之来内地。又一是在塞外凭其武力，侵略入主。中国历史上之海外拓殖，亦有两个形态。一是中国内部动乱，奔亡向外。又一是中国治平隆盛，一部分社会剩余事例，向外和平移殖。外国人来中国，每易为中国社会所同化。但中国人去国外，往往祖师相传，仍保留其为中国人，且又逐渐将中国社会移殖去。

 

近代欧洲人海外殖民，凭仗于有组织。商人之背后有公司，教士之背后有教会。抑且无论传教与经商，其背后均有政府武力做后盾。但中国人之海外拓殖却不然，几乎尽是只身前往，其本身亦仅是逃避饥寒，只在谋低微之生计。但是日子久了，宗亲会、同乡会相继而起，在海外异域，出现了中国社会。但此等中国社会，在国外，亦仅是求和求安，并不从事于经济侵略和武力征服。对其寄居地，可说有贡献无损害。此等中国社会之海外移殖，正可说明上述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乃是由个人而直达天下，凭于中国人理想中一种人与人相处之道而和平展进者。

 

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和西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便是中国人的民族观，似乎很淡漠，而且又特别。近代讲民族的都注重在血统分别上，其实世界上并没哟一个纯血统的民族。中国古人似乎早已看到，将来世界人类演变，必然会有不拿血统做界线，而拿文化做界线的新时代出现。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注重在文化上，西方人注重在血统上。

 

中国古人只此“人”字的观念里，已轻易地把“民族”和“国家”两个观念消融了。已轻易地越过了民族和国家的两到障碍线，而直进到天下观念中去了。

 

普通我们将秦代统一是靠远交近攻的外交和军事，实际上这很难讲。因在战国时，那些国家，如卫国，建国的历史，比现在的英国还长。其他如宋、如燕、如楚，至少也都有八百年历史。短的如赵、韩、魏，这是有晋国分出来的，也都有三百年的历史，比现在美国的历史还要久，比现在的德国、意大利也要久。我们拿现代人的观念来讲当时秦代的统一，这真不是一件易事。近几百年来，西方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并没有把他们的殖民地融凝成一个新民族，开展成一种新文化，造成为一个新天下。可是中国到了秦代统一，就已经是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把整个中国化成了。车同轨还容易，书同文的问题就大了，行同伦就更麻烦，这才见中国人额文化理想和文化精神。

 

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拿今天的话来讲，家庭即一社会，国家也是一社会，天下仍是一社会。中国人观念，还是从人到天下一以贯之，因此不认为社会是可以与人作分别而存在的一体。换言之，中国是以“人”的观念消融了个人和社会的对立的两观念。若用“民族”二字，便见中间有隔；若单用一个“人”字，便不见隔阂了。

 

西方人的看法和想法，都是喜欢向外的，因此西方社会就特别看重“富”和“强”。富与强都是外面的存在，我们生在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要富，而且又要强。但是富强无止境，富了还可以富，强了还可强，如是无限追求。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则不同，中国人主要讲“安”与“足”。富了，富了永远不满足，强了，永远不安定。中国人不这样，中国人常主“反而求诸己”，是向内了。因此得了一个“己”字的观念，要安就得安，要足就得足。

 

因为中国人根据了上述这样一种观念来形成中国社会，所以中国人一向不大看重为个己牟利的经济问题。衣食住行，这是人生的大问题，可是衣食住行的寻谋，不应妨碍了人生之大道。故说“君子谋道不谋食”。

 

中国人所谓人生之大道，就是讲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治”字，今天我们讲成统制的意义，是错了。治字是导水使平，合乎水性的。夏禹治水、导水，是使水沿着一条路，向一个方向走，符合乎水流向平的本性。齐家的“齐”字更是一个平。父子、兄弟、夫妇，相互之间都该是一个平。因此我们可以说平家、平国、平天下，一切总求平。

 

有人说中国人讲孝就不平，其实并不然，父慈子孝仍然是平。但要讲做人之道，应该在人人都有一己的份上讲，不该专对一方面人讲。每一个人都得做儿子，不能不做儿子就成了人。可是每一个人不一定都做了父亲。因此我们讲慈道，便有人没份。讲孝道，便没有一人不在内。你做子女懂得孝，做父母自然懂得慈，将来处社会也就会懂得仁。仁也是让你的心，此心遇见父母便是孝，遇见子女便转成慈，遇见朋友又转成信。

 

希腊文化，它是偏重个人主义的，罗马则是偏重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常在西方社会中引生起无穷的反复与争端。照理社会有个人而成立，个人得社会而存在，此两观念不应对立。若把个人与社会两观念对立，则此社会绝不得安。中国人根本没有人与社会对立的观念，这是中国的长处。

 

外族跑到中国来，尤其像五胡乱华，辽、金、元、清几各朝代，他们曾动摇了中国的政治，但并没有动摇的中国社会。那是我们是亡了国，可是我们没有亡天下。亡国只是亡了政权，亡天下就是亡了人道，亡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我们说中国文化力量职强，不强在它的政治，而强在她的社会。中国社会之强，也不是强在它的经济与武力，而是强在他有一个道。此即中国人所谓“人伦之道”的道。

 

中国社会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中国社会主义乃是由人与人之道形成的。人与人先后交有道，乃可不仗法律，不要宗教，而常得相安。人心，人道，表现在中国社会之各方面。譬如讲建筑，中国人造房子，四周用围墙围起，从大门进去，一家包在里面，这是向内的。西方人造房子，四面开着窗，这是向外了。你向外，我也向外，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窗子对着窗子，似乎各受这压迫，于是中间就一定要隔一个距离。这边的天是我的，那边的天是你的。天地虽大，却像分裂了。

 

中国人的建筑，先把自己藏在一个小天地里面，相互之间反而可以安，可以和，外面不需在隔离。西方人的建筑，一定要相互有一个距离，可是世界虽大，不可老求相互距离。

 

中国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谓之四民。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可以称之为“游士社会”，孔子就是一个士，士的流品，在中国社会里发生重大作用，即从孔子开始。西汉的时代，我们可称之为“郞吏社会”，汉代初年，政府官吏大多从一个集团里出来，这个集团就是皇宫的侍卫。这种侍卫和皇帝很亲近，将来都得机会分发到各地政府做事，这种人叫做郞。因为他们都在宫廷廊下，其实也不完全是站在廊下的，只是如此称呼而已。郞吏社会，汉代以后就没有了。下面逐渐造成第二种所谓“门吏社会”。从门吏社会化再一变，就是“科举社会”。

 

历史的领导精神，西方似乎并无一种所谓的领导历史向前的精神贯彻着。开始是希腊人的希腊文化来领导历史。后来是罗马人的罗马文化来领导历史。罗马的历史文化断了，蛮族入侵，这就进入他们的中古时期。中古时期西方的历史指导精神在教会，在耶稣教。

 

中古时期北方蛮族入侵所以能跑进文化境界，也是耶稣教之功。因此中古时期就不再是罗马精神，而又是另外有一套。到后来，他们在叫教堂里又重新翻到希腊、罗马时代的著作，又跑进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里面去，这就有文艺复兴。西方人到那时才知道在耶稣教职位，还有另外的天地，一个是希腊，一个是罗马。耶稣教对他们讲的，是灵魂、上帝、天国，及人的身后事。生前的一切，不过为死后作准备。

 

现在欧洲文化的曙光就是耶稣教，不是希腊和罗马。那时北方蛮族根本就不知道有希腊、罗马文化。罗马是被他们打垮的。他们所知的罗马，只是一个可供掠夺的对象而已。罗马帝国打垮了，北方蛮族在那时是混沌一片，这个时候全由耶稣教出来指导他们。古人耶稣教不是北方蛮族自己的，是由东方传过去的，可是第一条文化曙光，射进现代欧洲人脑里去的耶稣教。这是他们文化的起源，文化的根本。

 

我们读西洋史，从巴比伦、埃及到希腊、罗马，好像宗教是横插进去的。耶稣教导现在只有一千九百年，还不到两千年。西洋史是从耶稣教以前就有了。实在我们要讲真的欧洲史，就该切断来讲，先就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中古世纪的教会讲起，再讲到文艺复兴；希腊、罗马才是横插进去的。

 

所以我们说欧洲历史，没有一个贯彻在历史里面的领导精神。一段时间是希腊的，另一端时间是罗马的，现在一段时期是惊呆欧洲人的。而近代欧洲人，在历史本是北方蛮族。

 

而中国历史是有一番始终贯彻的领导精神在里面的，因为这一部历史四千年来始终是中国人的。中国史之演进，好像平平淡淡，几千年一路下来，使人感觉它少变化。其实也不能如此说。蒙古人打进来，满洲人打进来，那都是极可怕的。但是一阵风暴过去，哈哈是青天白日。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中国社会还是这一套。偌大一个民族，支持四千年，直到今天，他应该有一个指导历史的精神贯彻在里面的。

 

我们中国为什么没有一个文艺复兴呢？其实我历史上孔子、孟子的书，一直到今天还人人在读，怎么会有文艺复兴呢？北方蛮族跑进罗马，他们是什么都没有只信耶稣教，忽然在教堂里翻到以前希腊罗马那些书，所以才有一个文艺复兴。

 

中国人心中最崇拜的是圣人。但在唐朝以前常以周公、孔子并称，宋以后始是孔子、孟子并称。这等于西方人讲耶稣，罗马人讲凯撒，蒙古人讲成吉思汗，任何一个社会，总有受这社会尊崇的人。可是罗马有凯撒，蒙古有成吉思汗，中国也有秦始皇汉武帝这一类的皇帝，但中国人并不遵这些人。在中国人心中最受尊敬的还是周公和孔孟。三人中，周公是一个政治家，孟子是一教育家，孔子兼于两者，孔子和周公联合在一起，便见政治意义重过了教育。孔子和孟子联系在一起，便见教育意义重过了政治。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重政治呢。希腊人在一个小小城市圈里，从事商业。一个城圈里最多一两万人，做生意就要遇见各地方的人，要各方面的人都相处得夏，就要讲出一个大家公认的正义来。罗马人是打天下的，他们所以要讲法律与组织。犹太人是流亡的，奔走四方，始终受压迫，所以他们要讲一个上帝。中国是广土众民，要团结成一个大社会，因此要讲政治。

 

中国古人说“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夏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就是夏人尚忠的示范。商人尚鬼，应是讲迷信，近宗教的。到了周尚文，遂开始下传统，中国人到今天，都还是尚文的。所以中国人讲政治称“文治”，讲教育称“文教”，讲人事称“人文”。

 

人之初性本善，人性虽然有善有恶，但是在这个社会上上能保留下来的总是善的，恶的便不能常留。历史文化的演变，就是要把善的保留下来，把恶的除去了。因此我们知道，恶势力终是不可久，只有善的可以传。

 

凡是一个贵族社会，把知识的大门关了，宗教就会大发展，到了学校公开，知识解放了，宗教势力就会撤退，这是一定的道理。

 

朱熹朱夫子替我们制定了四书的阅读顺序，先《大学》，再《论语》《孟子》，最后读《中庸》。

 

中国自汉到今，一部《论语》可说没有人不读，已经有两千几百年历史了。只有今天，在中国人心中，已没有一本书是大家都要读的。一个民族要向下维持而没有一本大家公认，人人该读的书，这真的是危险的。近代西方人，没人人不读《圣经》的，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社会是有一个共同中心的。

 

中国人讲道德，总是你该这样，该那样。你该孝，父母不慈仍该孝。你该忠，国家混乱你还该忠。西方人跑进教堂，或者晚上在自己床前跪下祷告，他说“我错了，请上帝赦我。”西方人的总结，就像放你一条生路似的。孔孟道德教训是阳刚的，而中国的文学艺术则是阴柔的；西方人的文学艺术是阳刚的，是刺激人积极向前的，而西方人的宗教则是阴柔的，解放人，安慰人。

 

西方的宗教讲上帝、讲天国、讲灵魂、讲身后，这些东西都不在眼前，都是凌空的。我们读他们的小说，看他们的电影，看他们的画，那就现实得很，都像是实实在在你面前的。中国人的教训，父子、兄弟、夫妇、君臣、忠孝、仁义，都是具体的、现实的，一点也不玄虚、不脱空。但是一到文学艺术境界，就不同了。风花雪月，流水行云，都像离开了人间，都凌空了。所以，中国的文学艺术，全是在艰难痛苦的实际生活中来自作安慰的。而西方的文学艺术，则是在引诱人、领导人，进向一想望快乐的生活中去。

 

西方人的理想和现实则是两层的，譬如说灵魂、肉体吧，从肉体生活到灵魂神户，灵的世界到肉的世界，这是双重的。中国人并不是只讲肉体，不讲灵魂；也不是只注重人生，不认有天堂。但是中国人是拿这两个观点和合在一起了。

 

西方现代心理学中的条件反射（俄国生物学家巴普洛夫）和精神分析（奥国医生佛洛依德）两项发现，是之处人心的不能自觉、自主方面的。中国人讲的心性修养，正式要教人能自觉、自主。只是现代西方心理学忽略了自己做功夫的那一套。他们所讲宗教心理，也都是向外面看，拿客观现象来研究，不肯自己把心投入作实验。中国人的心性之学，则主要是把自己的心投进里面去，他的日常人生，即是他的心理实验。家、国、社会、天下，则是他的心理实验室。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便是“天人合一”。能做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便是圣贤了。

 

西方哲学的缺点，正在只讲一个理论，要服你的口，所以要讲到玄之又玄。中国人所讲的道德，既非一种理论，更非一种法律，只在你心之自知做主。中国人讲道德，教人做圣贤，却不是硬叫人牺牲。只有完成了自己，才能完成别人。中国人教人做圣贤，却不专注在信仰外面，更要在信仰你自己。得了自己，就可了得天下万世，一切都是那样了。中国人心性之学之最高境界，仍是以个人为中心，而以天下为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