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故宅位于杭州市河坊街祠堂巷42号。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他一生御强敌，扶社稷，严操守，淡名利，有大功于国。于谦对秀柔有余的西湖山水添了不少的英气，清代诗人袁枚曾如此赞颂道：“赖有于岳双少保，人间始觉西湖重。”

　　有如岳飞《满江红》一词，于谦的《石灰吟》一诗，饱含浩然正气，读之顿然壮怀激烈，荡气回肠：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写于青年时代的《石灰吟》成为他一生的写照。

　　于谦的一生，可谓历经千锤万击，烈火焚烧的磨难，先是参加科举考试时，以状元的文才却被降格至三甲第九十二名，几乎名落孙山。无它，就因不肯对主考官溜须拍马。等到当上官，又因为民请命，严惩作奸犯科的权贵，而屡次受到排挤打压，甚至险些丢了身家性命。人家当官前呼后拥，尽显威风；而于谦为官廉正，尽显“两袖清风”，便服一套瘦马一匹。同僚却不以其为廉，反说是坏了官场规矩，是“居心叵测”！

公元1449年，蒙古侵略军席卷南下，明英宗偏听全无军事常识的太监王振指划，结果土木堡一战，明朝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明英宗也沦为阶下囚。消息传至京城，有人主张南逃，有人主张投降。危急关头，于谦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痛斥种种逃跑主义、投降主义，并马上调集各路兵马保卫京城。敌方以明英宗为人质，要明朝朝廷投降，否则就杀掉英宗。有人又主张献城投降以保住英宗性命。于谦却义正词严地质问：到底国家民族重要，还是英宗的个人生命重要？坚决拒绝敌军最后通牒。

于谦身先士卒带领二十二万大军，坚守京城，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侵略者见死伤惨重，捞不到半点油水，又顾虑中原毕竟国大力大，正所谓烂船尚有三斤钉，一个不小心被于谦反攻过来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就卖个顺水人情，在退军之时将明英宗送回明朝廷。明英宗回朝后，发动“夺门之变”，重新登上皇位。明英宗不思于谦抗敌之功，却挟恨他不听蒙古兵之劝，几乎让自己命丧刀下，就找个“意欲”谋反的借口把于谦下狱，随即斩首，一泄私愤。

一直到明英宗死后，明宪宗登位，为了平息民愤收买人心，明成化二年（1466），专门派人到杭州祭祀有大功于国的于谦，在祭文中说，“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至此终得平反昭雪。故宅改建为怜忠祠，以资纪念，巷亦名祠堂巷。

于谦故宅并不豪奢。他被害后，家也随之被抄，但抄出来的只有书籍和生活日用品，别无长物，真是文如其人，“两袖清风朝天去”，“要留清白在人间”！堂堂大员竟如此廉洁，连抄家的人都被感动了一回。

于谦故宅也几经风霜，数易其主，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重修，解放后改为民宅，1989年整修后又恢复于谦故宅。现屋宇为三进，四周筑了与民宅隔离的封护墙。在门口有一门联：“天地为心是真豪杰，圣贤作则乃大丈夫”。一进门就是一小方天井，临墙有书法家沙孟海书录的于谦诗《石灰吟》刻石一方。穿隔墙洞门进入二进，又是一方天井，有石碑一座，额刻“崇德报功”，旁有于氏古井一口，有一厅堂叫忠肃堂，忠肃是于谦的谥号，堂南有一照壁。二进与后院有墙相隔，有穹拱形门可通，内有水池一方，临水有亭二：一曰“琴台”，二曰“思贤亭”。院墙嵌有清光绪年间刻石一方，上刻于谦像。于谦故宅保持了明代的风格，由于处在巷深处，人迹不多，三进均植有竹林，疏朗有致，清幽恬淡，微风徐来，恍似于谦两袖清风。

　　绕宅三圈，沉吟之间，忽觉天地有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