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的老板，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孟天（齐永贵）明天就要在家乡河南新乡辉县下葬了，在此，转发一篇原海南汇通一位高管蔡总前年被媒体采访时的一段讲话节选，这段话把海南汇通的发起和谢幕原因交代的十分清楚。

同时，再转几张孟天董事长当年的工作照，以示对他的追忆。

转：

原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现国际金融理财注师广州项目中心执行主任蔡予民2009年2月22日谈到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时的一段话（节选）。

                            原海南汇通执行董事副总经理蔡予民

　　80年代末，我的两个著名的中央党校师兄李永春和迟福林受命赴海南参与其建省办大特区的筹备工作，在他们的引导下，我和很多同学都去了海南。

   之后我就进入到金融体制改革这个领域，和当时金融界的一些风云人物一起工作，比如和当年在“五道口”中国金融研究生班的同学孟天（齐永贵），当时他牵头成立了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国有民营的金融机构，国有民营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没有了，国有民营是什么意思？国有就是我们的股东都是国营单位，比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建筑集团总公司、华能集团公司等，这些都是很大的国有企业，资本是他们提供的。民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公司高管这几个人不属于任何单位，我们个人作为民间人士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是国有民营的机构。

开始的时候政策也很宽松，一切都在探索、改革过程中，所以我们建立这个公司也比较顺利。但到90年代中期国家实行紧缩政策，金融同业不准拆借了，同业不准拆借对于大银行来讲还好，但对于我们这种单一的金融机构来讲就无法生存了。

因为金融机构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短期的同业往来，如果这个条件没有了，任何金融机构都无法生存。当时我们准备将这个公司行政性关闭，把资产和负债都交给某个银行或者某个金融机构，这样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93年的时候这个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还很好。

但政府不让这么做，那么我们就一直拖着。在没有同业拆借的情况下，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从1993年开始一直拖到2000年左右，一个单一的金融机构在没有同业融资便利的情况下，还坚持了7-8年之久，我认为这在金融史上可以写上一笔。

到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宣告破产，但当时我们面临的不是资不抵债的危机，而是支付性危机也即流动性危机。整体来说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还是不错的，它下面有一个子公司叫深圳长城证券公司，到现在也还做的不错，后来我们把股份转给了招商银行、华能这些股东。

另外还有一个孙子公司，也就是深圳长城证券和美国景顺集团合资的一个公司叫景顺长城基金，这是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基金公司，在业界还有一定影响，景顺长城基金董事长是当时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主管证券口上的一个副总叫徐英。

目前金融业同业融资的一个手段叫证券回购，证券回购就是我们当时发明的。当时没办法融资，正好下属的长城证券公司手头有托管客户的一些证券资产，我们就用回购的方式把这些证券卖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他们把钱给我们，同时签一个回购协议，卖出的协议和回购协议之间有一个价差，这个价差就是我们用同业资金的成本，这就相当于融资。

卖出一定时间，比如三个月、半年或者一年后再买回来，这就叫证券回购。证券回购协议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正常的同业间资金融通的手段了。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当时还做了一些：比如90年代中期，在三亚我们搞了土地债券，把不动产变为流动性的资产，这是我国第一个房地产抵押支持的金融衍生产品，此类产品我们比美国做得还早；再一个就是压缩资产规模，尽量把资产出手变现。所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方法才让海南汇通挺到2000年。

蔡予民  法学硕士
　 CFP讲师，主讲金融理财概述

现任国际CFP广州项目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青年社会主义改革研究会理事

蔡予民拥有中共中央党校法学硕士学位。

80年代中后期参与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研讨工作，参与发起创办中国青年社会主义改革研究会、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等改革发展研究机构；

 88年参与发起组织《改革十年：中国体制改革研讨会》，同年受海南省委邀请，参与该省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是《海南省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起草人之一；参与创建我国第一家国有民营的金融机构——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长期担任其执行董事、副总经理等职务。

 参与编著、写著、译著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与资料丛书》、《政治体制改革基本问题探讨》、《政府经济学》、《行政管理小百科》、《民主德国的政治与变革》等著作；参与创办了《新世纪周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