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摘)上世纪末《中国青年报》杂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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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辛随笔 |
【前言】整理楼下储存室(平房),扒拉旧报纸,猛可里读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青年报》杂文栏目“求实篇”以及时评栏目“冰点时评”,重新读,依然很有生气,今摘几段与诸位博友共赏。
■星期天上街买了一套《逆境人杰》丛书,书的封面上写有这样几句颇有哲理的话:“逆境是人杰的摇篮,磨难是成功的良伴,挫折是英才的乳汁,悲痛是奏凯的琴键。”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可一轮到自己身上就难说了。恐怕不少人都不愿自己的人生出现逆境、磨难、挫折和悲痛,因为战胜这些“魔鬼”实在要付出许多许多。对人生的逆境有高度认识,而又拿它当恶魔千方百计躲避,这是何故?原因恐怕是,战逆境、斗磨难如唐僧取经,险上加险,险险相连,一般人是没胆儿碰的。读《逆境人杰》,细悟其要旨,可以把前面讲的话翻过来理解:人杰把逆境当摇篮,英才把挫折当乳汁。
■每项权力的都是有严格的界限的。你在某个领域里是权力的行使者,而在别处就是被管束者。这就是基本的权力规则。大多数国家公务人员都接近权力、使用权力,养成权力界限意识,应该是一种基本素质。
其实,仔细回想一下,“权力的惯性”何止表现在考试领域里。不是有警察因生活琐事拔枪伤人吗?不是有“电老虎”因在舞厅未享受到免费服务而拉闸停电?不是有反贪局长因吃饭被收钱而怒吼“老子是天下第一局”吗?
从这些掌权者的拙劣表演中不难看出,他们都不由自主地把他们履职中行使的权力任意延伸到其他域。因为有了“8小时之内的权力”,他们就不愿意在8小时之外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在吃饭、娱乐时,
他们也不愿当“等价交换”的顾客。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自己永远是权力的行使者,处处是管理者。
他们遏制不了权力的惯性运动,是因为平时在履职中享受惯了权力行使的快感,而在履行职权之外的场合,一旦受到制约,便情不自禁挟权力的惯性作用,将愤怒一股脑喷发出去。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这些人在履行职责时使用权力是如何恣意妄为。实际上,正是履职中的恣意养成了某些掌权者滥施权力惯性的恶习。
从理论上说,正常的权力运作是理性化的运作,也就是依法行政。然而对权力惯性作用的施行者来说,有权力行使的无上快感,有权力行使的至高尊严,更有权力带来的物质利益,因此,权力行使的情绪化、意气化便时常可见。
权力的惯性作用是法治国家的大忌,因为其后果往往表现为对公民、法人权益的侵害。更可怕的是权力惯性的作用挫伤了人们对正当权力的尊敬,这是建立法治社会良好风俗的天敌。
■民族自豪感是好东西。我的血里就不乏这种让人浑身发热的民族情绪,被我的外国朋友称为“民族主义者”。可这民族自豪感也得有根有据有时有晌。说中国菜最好吃,有人信。说中国造的飞机比波音好,中国造的汽车比奔驰好,谁信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还有40多亿外国人干什么去了?
近20年来,咱们是富了一些,强了一些,让人一想起来就打心眼里高兴。可咱们还差得远呢!咱们吃饭不使粮票才几年?咱们穿衣服不使布票才几年?人家世界头几名的富主儿,年人均收入都是五六万、三四万美元,可咱们才几百。世界500强企业,咱们一共才三家,头一百名里头还没咱们什么事。咱们有哪个品牌执世界同行业牛耳?人家一个跨国公司的年产值顶咱们有的一个省。咱们的电脑里不是大多装着人家的视窗软件?咱们的天上不是净飞着人家的波音、空中客车?人家空战是打电脑,咱们才刚撂下空中拼刺刀的战术。咱们国不识字的人两亿多,顶小半个欧洲了。哪点儿透着咱们过个二三十年就成了世界第一了?人口第一倒是谁也抢不走的桂冠。
谁都想当世界第一,可那不是光想就能想来的。听信了这种梦话,咱中国人就不必努力了,只管等着天上掉馅饼就行了,这不是瞎掰吗?
我一个同事,乒乓球打得平平,可好吹牛,说自己的乒乓球是单位里前三名。另一同事立即接上话茬:那得枪毙一批、活埋一批、开除一批、调走一批,你可能进入前三名。此为笑谈。可那梦话编纂者的前提与我那位想进入前三名的同事相似,得世界各国睡觉30年。就咱们使劲发展,可能吗?
少拿咱们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开涮。
■目前在许多地方,举报者的命运远非举报奖所暗示的那般美好和名利双收。举报奖本身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前些时候,轰动全国的“豆腐渣工程”———钱塘江堤塘工程下沙段质量案在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5名受贿的党政干部和4名包工头被依法惩处,江堤也得到了重新修整。就在人们拍手称快的同时,该案件的举报人沈柏虎却陷入了重重困境:干活没人要,有家不敢回,整天隐姓埋名,东躲西藏,当然更谈不上有谁给他发什么举报奖了。而在海南,华海公司财务部部长因署名举报该公司总经理王军文的经济问题竟被拘留,应该受到惩处的举报对象却毫发无损。(据6月9日《人民日报》)
举报奖的设立,当然本意在于鼓励、倡导公民举报违法行为。然而,举报者有这样不幸的遭遇,有多少人还敢“自找苦吃”呢?不要说上门领奖,往后连匿名举报也可能没有胆量。沈柏虎在举报之初,曾表示愿意拿出10万元做抵押———如果举报失实,可以扣下这10万元,他愿接受任何处罚。而举报信发出后,不仅毫无回音,被举报人之一竟找到他说:“你从我这儿拿走500元算了,这事就别再闹了。”从去年7月份开始,沈柏虎的家里就开始频频接到“小心你脑袋”一类的恐吓电话,走在路上也常常有人盯梢。(据6月4日《光明日报》)
沈柏虎也许真的并不后悔,他传递给人们的尽管是正义必胜的信心,而他的遭遇却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悲剧。能抚平他受伤心灵的,绝不会是金额或千或万的“举报奖”!也许真有一天我们能看到正直之士坦然欣然领取举报奖的场面,但在沈柏虎的遭遇还并非特例的时候,高悬的举报奖离举报人就还太远。
■ 5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有一篇“三汤干部”跌入泥潭的文章。“三汤干部”是别人送给江苏省扬州市外经委副主任、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开发区开发总公司经理王继先的戏称。何谓“三汤”?原来王继先经常享受“早上长鱼汤、中午甲鱼汤,晚上人参汤”。据说,这原汁原味的三汤确实对身体有大补之功效。以王继先之职务工资,大概是难以经常享受这三汤的。他利用手中权力攫取不义之财,享受确有大补的三汤,故而得“三汤干部”之名。
巧的是古代也有“三汤”。与今之“三汤”王继先相比,古之“三汤”的职务要高得多,人称“三汤巡抚”。此人名叫汤斌(1627年-1687年),清代河南睢州人氏,人称“为官清正如豆腐汤,除弊去害如黄连汤、益属民复元气如人参汤”。汤斌历经顺治、康熙二帝,官至江苏巡抚、礼部尚书、工部尚书。
古今“三汤”,称谓相同,道行不一。一个贪,一个廉。贪的贪婪无度,廉的两袖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