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慈善不是简单的事
   今年8月4日，两位世界顶级富翁沃伦•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宣布，已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9月底，盖茨与巴菲特将来到中国，与50位中国富豪共赴一场“慈善晚宴”。中国媒体对这场慈善“夜宴”的提前轰炸，不仅替盖茨和巴菲特做足了广告，而且给中国富豪们整体上施加了“压力”，不少中国富豪开始担心，这是否会变成“劝捐”晚宴？甚至国内的有关机构也会问：美国的富豪怎么会“劝”中国的富豪捐款？
中国舆论的报道和造成的压力，已被盖茨和巴菲特注意到。9月2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区主任叶雷专门解释，“盖茨和巴菲特最初的本意只是在他们访华办理其他事务期间，组织一次与慈善事业相关的聚会，并没有打算要说服中国富人进行慈善捐款，更不会像在美国那样，动员富人进行财富捐赠承诺。”
    慈善在美国可能是一件简单的事——基本只需要财富持有者愿意，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而且还能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得到主流社会价值观的高度认同。但在中国则要复杂得多，慈善不仅首先要个人愿意，而且还要考虑政府的意愿，以及社会环境和公众态度。
在中国，慈善事业并未完全放开。首先要记住的一点是，如果有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慈善才会更加顺利，因此选择与政府合作是一种现实的做法。与国外慈善机构采取非政府组织注册制、可普遍申请不同，在中国要设立个人慈善机构，须先由民政部门进行审批，获得许可之后再到登记机关民间组织管理局办理登记手续。即使是个人发起成立的慈善基金，最好也归到政府旗下的慈善基金体系，在政府基金的“领导”之下来从事慈善活动。这与国外家族式的信托基金管理其慈善事业大不相同。
    中国还缺乏鼓励慈善的各种制度。在许多发达国家，捐款于慈善都能获得税收减免，这样的制度设计使慈善家既能得名，又能得利，结果是将很多社会资源导向慈善领域，并且留下了很多极富价值的社会珠宝。比如美国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就是洛克菲勒捐建的。美国许多优秀的大学，大部分都离不开校友们的慈善捐建。但中国现还没有遗产税，而中国捐款不能获得税收减免，这使得中国的富豪更愿意把财产留给后代。
    中国的慈善家并不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应该承认，慈善迄今还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之一，中国社会对于富人们如何获得财富、如何分配财富，还有着较为普遍的对立看法和心态，既有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崇拜，又普遍持有“为富不仁”的歧见。再加上国内一部分人的财富来自权力和腐败，社会公众对之的看法就更为敌视。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中国的慈善家很难获得来自社会的普遍认同，也缺乏相应的社会地位，更无法成为富人们追求的社会价值观。
尽管慈善的主观动机有差别，但究其根源，慈善是一种“利他”的行为。而一个有利于慈善的好的制度设计，不仅应该有助于激发人的善念，还能以制度来保护这些善念，引导拥有财富的人更加“向善”，并以制度来监督慈善行业。人不是圣贤，热心慈善事业也是有所求的，而慈善既能满足避税目的、又能提升公众形象，同时还能满足宗教需求，而好的制度和社会应该能满足慈善捐赠者的这些需求。
    在今年为玉树地震的捐赠晚会上，赵本山在捐款之后讲了几句话，大意是：面对地震，政府和军队冲在前面，我们后方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捐这些款让我们觉得很安全。如何理解捐款给富人们带来的“安全”感？在我们看来，这种心态在国内很有代表性。随着中国富人的增多，慈善应该更多地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地位的象征，让更多的富人基于善念和荣誉而捐赠，而不只是用捐款换来“安全感”。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中国做慈善不简单，慈善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和社会是否足够开放，是否给予足够的空间。不过，政府其实可以放得更开，说到底，更多的慈善只会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来服务于社会，这也是在为政府分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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