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负人”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有着一定的技巧和规律。它可以满足一种变态的心理，容易上瘾，甚至成为一种习惯；但是，“欺负人”还是有底线的，偶尔为之尚可，不能没完没了，否则将会导致两种后果。一，被欺负的人忍无可忍了，把你弄死或弄残；二，被欺负的人不稀搭理你，从此看见你就绕道走。

很明显，足协欺负人的毛病已经成了习惯。虽然他一贯脑残，但总还能分出个眉眼高低来，他肯定不敢欺负北京，因为北京早已抽过他一个响亮的耳光，还敢龇毛，就直接弄死你！他也不敢欺负上海和广东，人家是民营资本且财大气粗，大不了不和你玩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贯低眉顺眼的体制内队伍鲁能泰山，就成为了足协调笑和羞辱的首选对象：“把我这里当成垃圾裁判的考场，我和你很熟么？”

其实，相对于其他几家传统豪门来说，鲁能泰山算是平民中崛起的英雄。混迹于中游阵营多年，胸无大志却也衣食无忧；在进入中超时代后逐渐强大，但却一直没能找到匹配豪门的霸气和底蕴；习惯于唯唯诺诺，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程式化外交辞令：周一表示不满，周二抗议，周三强烈谴责，周四严正交涉，周五深表遗憾，周六抹抹脸继续陪人玩儿，周日洗洗睡。

这是我们多次提及的“气质性缺失”，而且往往把这种缺陷归咎于山东的地域特质：浸润了太过浓厚的孔孟书香，找不到原汁原味的标志性骂声，从来不敢张扬自己的个性。殊不知，以一种温文尔雅的气度征战于刀光剑影的江湖，这固然是一种令人倾心的风范，更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细细揣摩过后却发现，这并非源自于这片土地上的“气质性缺失”，更深的渊源是垂直管理的国企球会逃不开的“器质性缺失”。所谓“器质”，古汉语中的含义是资质或才识，这是鲁能泰山管理机制的先天缺陷。在同一面旗帜下织就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兵戎相见之际难免患得患失：组织前途，权力制衡等因素都是无形且强大的力量，在各种决策过程中上下其手，禁锢着一众官员的思想和胆识。在这样的严肃命题中，地域尊严，队伍荣誉，甚至包括球迷的感情，大抵只能忽略不计，或干脆充作炮灰了。

相比之下，同为国企球会的国安俱乐部，屡次表现出的强硬姿态更加令人心折。2004年10月，北京现代（当时的国安logo）客场挑战沈阳金德，因昏哨周伟新的一次点球判罚，时任现代总经理的杨祖武在比赛现场通过电话怒斥联赛部主任郎效农：“你不解决，我就不踢了！”在无数记者的见证下，居庙堂之高的郎效农显然不会屈服于处江湖之远的杨祖武，闹的沸沸扬扬的罢赛事件就此发生。

北京现代全体将士返京后，在机场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高规格迎接，球迷们手持“还我清白”的横幅，高喊的口号是“骨气”！事后，怒气难消的杨祖武冲到郎效农的办公室里兴师问罪，据媒体描述，这次会面颇具戏剧性：“郎效农彻底放下架子热情的招呼杨祖武，而杨祖武的反应则是拒绝与其握手！”此事见报后，“北京纯爷们”杨祖武的威信一度被推到了巅峰。球迷的立场更加坚定了北京现代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从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G7革命”逼宫足协；而在那一场风波中，鲁能泰山正是一个赤胆忠肝的保皇派战士。

时过境迁，当年揭竿而起的“刁民”北京国安依然骑在足协头上作威作福，周伟新的锒铛入狱难说与此没有干系；而一向服从组织安排的“良民”鲁能泰山，还是足协眼中逆来顺受的小媳妇----自己曾经忠心保卫的中国足协，到底还是一匹喂不熟的狼崽子！无数事实证明，中国足协就是一个吃剩饭长大的孩子，永远坐不稳他的金銮殿，更看不得一点好脸色：给他一缕酒香，他就敢飞鸟化凤；给他一朵云彩，他就敢春风化雨；伸过去一个鼻子，他就会毫不客气的蹬上你的脸！

从去年的斯梅尔茨逃婚事件开始，到近一年多来在国内赛场屡次遭受不公平待遇，鲁能泰山的高层们都在扮演着一个四处碰壁的“上访户”角色，从国际上访到国内，至今无人给出一个说法；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上访户都是精神病，大棒子直接轰走完事儿。据说中国足协有一个“不准就裁判问题申诉”的规定，本质就是“不准你来我这里告我”，大抵相当于“老百姓难以提起行政诉讼”，这很扯淡，甚至是违宪的：维权，也是我们的基本权利。

听说韩总在赛后第二天赴京讨说法，媒体将其含蓄的形容为“变相申诉”。其实，大可不必，我们此行的目的不应该是控诉裁判，而是直接控诉中国足协不作为。鲁能泰山俱乐部的某位官员一向直率，公开发表文章声称“新仇旧恨应该一起清算！”，没错，我们这次不要再做“上访户”，而是要做一个铁骨铮铮的“钉子户”，直接楔进中国足协的脏心烂肺！

我们都是天地种下的庄稼，谁都没有权力拔掉；就算你非要拔掉我这颗钉子不可，但也不要妄想以一个酒瓶起子就轻易掰下；除掉钉子户，请你付出相当的代价！“弱国无外交”，同理，“无外交则国弱”，我们已经隐忍了太久，我们正在沉默中衰败；鲁能泰山，请大声吼出你胸中的怒火，以铁血捍卫冠军之师的崇高威仪：递牙者，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