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陈宗周
北京花园路，一幢平凡的小楼里，胡思得院士与《环球科学》的几位编辑在名叫“北京厅”的房间用餐。墙上一幅油画，题为“长城下十七号工地”，引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专用炸药，就在画中的简陋工地里研制。餐厅的房间都以地名来命名，如“马兰”、“梓潼”、“绵阳”等，这些地名犹如密码，饱含无数秘密，记录着中国核武器的不平凡历程。
胡院士的办公室在旁边的另一幢楼里，走进他的办公室，至今仍要通过两道岗哨。花园路的这群小楼，我们习惯称为“九所”，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就是从这里启程。我们也是从这里开始制作本期核武器专题和接触中国核科学家的。
在外界看来，和中国核武器相关的这群科学家，都染有一层神秘的色彩。他们主导着摧毁力极强，能量以十万、百万、千万吨烈性炸药当量计算的核武器研发。但走近他们，你会发现，他们是再平凡不过的中国人。他们谦和、善良、认真、严谨。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在他们身上非常鲜明。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热爱和平。当他们缓缓给你讲述核理论、核技术等知识时，你会觉得他们是诲人不倦的老师；当他们逐字逐句地和你讨论稿件，坚持对文章某处文字的不妥进行校订时，你会觉得他们是咬文嚼字的编辑；市井小街上相遇，他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你绝对不会把他们和
“叱咤风云”、“令人生畏”这类形容词联系在一起。
不过，走近他们，你会深切感受到，他们的确是不平凡的一群人，他们在当时中国硬件条件极差的科研环境中，始终保持着自信，不舍昼夜地和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们竞赛。在条件极不对称的竞赛中，他们顽强地追上来，于是有了“两弹一星”的中国辉煌。与他们交谈，在平静的叙述中，能触摸到他们不平静的内心。他们的内心世界，我想到的最合适的一个词，来自岳飞的《满江红》，那就是——壮怀激烈。他们和岳飞一样，受同一种文化养育、熏陶，都是“精忠报国”的硬汉。
有一种国内外流行但也有争议的分类，把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的相关学科称为硬科学。我觉得，对这群中国核科学家，如果按学科和行为，把他们称为硬科学家，十分神似，毫无争议。
在采访中，我们问得最多的一个词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探求辉煌背后的原因。
核科学家们谈到成功的原因时，不约而同地强调“两弹一星”研制工作中，国家和开明的领导们所营造的、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特殊环境。这种环境被周光召院士概括为“创新的软环境”。发人深省的是，为什么今天还有那么多科学家怀念和呼唤这种软环境。
古埃及人很有意思，当他们身体的某一个部件出了问题时，才恍然想起身上原来还有这样一个部件。他们说“我有一个头”，其实是说“我头痛了”；说“我有一个肚子”，其实是说“我肚子痛了”。这样的构语法，影响到了西方的拼音文字，英文的headache（头痛）、stomachache（肚子痛）等词的后缀~ache，据说原始的来源就在于此。
今天，我们呼唤创新软环境，恐怕是这种软环境出现了缺失。聪明、勤奋而壮怀激烈的中国科学家们，一旦得到了这种软环境，其结果，我们在“两弹一星”中已经看到。
加载中，请稍候......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