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等补数学的淇淇，在办公室。春日阳光有些热辣，桌前是94年买的卡夫卡传记，淇班主任说他那时才出生不久，相隔遥远。稍一留意，才发现桌上还摊开《一个民族的重生——以色列》《杜甫诗选》，但是真正在看的还是手机。

从一篇以色列作家写的叫做《鞋》的文章开始，今天课上讲到了乌俄讲到了以色列叙利亚讲了《流浪的星星》，一个犹太女孩逃过二战逃过集中营，最后来到上帝应许之地耶路撒冷，又发现自己的民族由受害者变成迫害者。小说的有限视角也是作者的有限视角，只能从一人一事一地去讲述故事与心情。相比之下才会觉得《战争与和平》的伟大，宏观叙事是多么难以把握的事情。如今小说家的笔触只能附着在个体身上，那时的天空那时的气味那时人的表情那时的各种声响。哪怕是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只能呈现生命的几种状态。或引人换位思考，但不能给人答案，哪怕是一点导向。但也许，托尔斯泰的时代，人们所尊重和信仰的是稳定的，所鄙视和厌弃的是一致。痛苦或欢乐都有遵循的普世价值，哪怕是怀疑与纠结也是纯粹的。而现在，在民族生存与大国博弈之间，没有一个民族是无辜的，但不无辜也不等于有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时至今日，我惊讶于自己竟然能得出这句话，仿佛绝对正确又无比敷衍。

好像我的脑袋里同时有许多不分明的想法，彼此并不相干，却都笼在灰色的氛围里；禁不住向外投射，但并无目的，于是只是悬在空中永不明朗。生活的焦虑未来的迷茫，以及当下的宁静阅读的喜悦，总是自相矛盾地交织在一起i。这种混沌，影响了我的课堂语言。即便是上一届，我会把学生当作可交流的对象，但是现在觉得他们都是孩子，干嘛要讲这个呢？

所以，有时候，还是读古文读古文吧。

当然，最迫切的，依然是阿淇一切都好，也许在才是我混沌迷茫最深刻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