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召

延安时期（1937-1947），与开荒种地、大生产运动相伴随的伐木烧炭，是革命队伍的生存手段之一。伐木烧炭的过程极其艰辛劳苦，甚至还会带来严重的水土流失。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有远识的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些负面的因素，并组织专项调查，一度采取措施保护环境，改善环境。

一九三七年初，中共中央随工农红军总部进驻延安，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大量知识青年奔向延安。原来只有三千人左右的边塞小城，到一九三八年底，就猛增到近三万人口。此间，虽然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按月接受国民政府支付的军费，但遽然增加的人口，以及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以后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飞机连续轰炸延安城，导致古城毁坏，中共党政机关被迫搬迁到城外新开的窑洞里。这样，开挖窑洞，安装门窗，制作家具，生火做饭，都需要大量木材。从南门外杂货市场购买，已经不能缓解燃眉之急，那么，发动干部战士、师生员工亲自上山砍树，肩扛手拖，搬运回来作木料，也作柴火，就成了势所必然。

这时候，延安四野的山林，除个别属于私人所有，绝大多数都属于无主者，只要你有力气，尽可以去砍伐搬运。此前的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埃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红军队伍，从保安回到西安途中，有一整天都走在人烟荒芜，没看见一座房子的森林里：“在这个地区里，山深林茂，大地一片秋天的棕色。我们看见了野鸡、几只鹿、野山羊和野猪。在对面的一个溪谷里，有两头老虎从一处乱丛棵子跑到另一处乱丛棵子去，那地方在射程以外。我们都打了枪，但打不中。下来我们都责备自己浪费了子弹。这是很美好的一天，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看到的是荒山瘦谷，而现在来到这个山深林茂的地方，自是大开眼界了。”^（（[美]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三联书店1973年3月版）这个具体地点，也许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在延安四野，尤其是延安以南、以西、以东地区，分布着相当广大茂盛的森林植被。图1：红军三大主力到达陕北后的延安。

据《延安地区林业志》记载，远古时期的延安地区，曾经林茂草丰。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在这里“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制造舟车弓箭，营建房舍宫室。此后，治乱易代，战争频仍，人进则林退，人退则林生。清同治初近十年间（1862-1870），捻军入陕甘，联合回民抗清，反复鏖战于陕北地区。左宗棠不敌回民，竟然放火纵烧森林，山火持续数年而不灭。延安西南至南部地区，土地荒芜，“十室九空”，“人口死亡十之八九”。随后的五十余年时间里，人走林起，天然次生林植被有所恢复。但抗战后大量人口涌入延安，对森林“进行着扫荡的砍伐”，这除了生活伐木外，还有拓荒屯田。“边区部队在一九三八年就开始垦荒种地，仅一九三九年就垦荒二点五三二万亩”。（《延安地区林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一方是努力在山上开荒，同时，一方扩大了冲毁的肥美川地，以今年（1940年，引者注）冲毁的面积来说，比新开的垦地不知要超过多少倍的价值。”再生未久的森林植被，遽然间又受到毁灭性的砍伐毁坏。

几年时间植被破坏的直接后果，是一九四○年春夏之际就发生了“六七十年来的第二次大水”。据当时人记载，“今年的大水灾主要是在洛河川、延河川、葫芦河川、大理河川以及无定河等流域，损失的肥美土地同农作物，虽然尚没有统计，但就我们这次看见的说，已够惊人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见《延安地区林业志》）而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今年，边区之所以发生水灾，重要的一条，就是由于边区的森林遭到了破坏”。（乐天宇等《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见《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1月版。此件有两个不同的版本，文字有出入）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或忧患，早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任职的乐天宇，与时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的李富春，细谈边区经济及森林现状时，“畅快而沉痛地叙述其对边区森林的意见”，让李富春为之动容，并“完全赞同其见解，极力赞助其先组织边区森林考察团”。（《李富春同志对森林考察报告的批示》，见《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这样，就有了一个对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森林资源和植被现状的科学考察报告，并由此而形成对于伐木烧炭的另一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