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札记︱

《论语》、《庄子》已成职场励志读物，和谐社会的文化时尚自是愈趋古雅，据说接下来轮到《史记》露脸了。《史记》本是发愤之作，鲁迅谓之“发于情，肆于心”，言语记事深具煽情忽悠之意，书里跟励志有关的篇章简直比比皆是。张良圯上纳履，韩信胯下受辱，可谓大丈夫能屈能伸；至于刘邦泽中斩蛇，陈胜叹息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则是一番宏大叙事的开篇序曲。秦汉之际，天地翻覆，当日叱咤风云的人物大多起于陇亩草根。如，樊哙早年以屠狗为事，英布是小混混出身，灌婴做过丝绸贩子，周勃初以织苇席为生（人家做丧事他也去吹吹打打），郦食其因“家贫落魄”在闾里做保安，陈平更是穷得几乎讨不上老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确大可激励人心，成大事者不必羡慕人家的“富爸爸”，倒是自家“穷爸爸”留下的穷底儿管用。

穷则思变，草泽竞奋，从亡命无赖之徒到王公巨腕的发迹之道能让人想起什么呢？兴亡更替，资产重组，谁知道谁动了谁的奶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拿一个“变”字说事儿，终究给人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也许是人生宦旅中的命乖运蹇，也许是早年游历人间颇知民生疾苦，司马迁撰史多少带有一种跟主流文化拧着来的逆反色彩，他有一种拂之不去的江湖心结，对草根社会自有特别关注。如《项羽本纪》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涉世家》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鲁仲连列传》曰“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拙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变革上层建筑的力量原本起于民间，小人物也能撬动历史杠杆。通观《史记》七十篇列传，不光是庙堂上一班文武重臣，更有策士、刺客、游侠乃至星相医卜、贩夫走卒，司马迁书里几乎囊括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处于风云际会的变动时刻，他们各有自己的位置。

《史记》一再彰扬“任侠”和“养士”，亦是赢在“执行力”的范例。如孟尝君、平原君和信陵君诸传，都将治世御侮之道附着于某种超凡人格，几位君侯公子都不按体制内的规程行事，都有不耻下交、接纳岩穴隐者之风。他们不受羁束的特殊身份似乎代入了王权格局下的自由空间。如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历来脍炙人口，其贤能下士，实在也是对“有国”庸君的贬损。在读者眼里如此近乎完人的性格，实际上极具“离经叛道”的破坏力——破坏了既定的游戏规则。所以，到了东汉就有人看出《史记》的问题来了，《汉书·司马迁传》称“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而《后汉书·蔡邕传》则引献帝辅臣王允的话斥为“谤书”。关键在于，司马迁以修史的话语权力于官方政治之外寻找用世之途，试图将圣人之道纳于江湖规则，这种政治理想开启了读书人的想入非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千百年来《史记》从未作为谤书被查禁，清平之世用以烹制“心灵鸡汤”实在是百味俱全，好歹读书人已淡出江湖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