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饶宗颐编著《法藏敦煌书苑精华》札记

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  黃征

   關於敦煌書法，有一位著名書法理論家雜取了幾十個敦煌民間唐五代宋初寫本影印出版，告訴大家：敦煌書法就是這樣子的，非常淳樸稚拙。我看了這本敦煌書法作品選，十分錯愕。當時我正在杭州大學中文系任教，兼任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的一門詩詞題跋課，學生們跟我談敦煌書法，就一本正經地拿這本作品選的前言來說事。我說：那是完全誤解了敦煌書法。敦煌書法作品約有6萬件，精品無數，我們要細心選擇，找出真正代表那個時代水準的作品。於是我推薦了饒宗頤先生編選考評的《法藏敦煌書苑精華》。

《法藏敦煌書苑精華》，1993年11月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書由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編著，12開本（787×1092毫米）長冊，銅版紙精美影印，字大如錢，賞心悅目，並且全八冊的每一冊開卷都加印彩頁，流光溢彩，如見真品。書出，僅印1000冊。此在書法大國而言，甚為稀有。

饒宗頤先生編著《法藏敦煌書苑精華》一書在中國大陸出版，主要是考慮到該書的原版書《敦煌法書叢刊》中國廣大讀者難得一睹，所以將日文翻為漢語而刊行。饒先生早年在法國購得一套敦煌遺書的高清微縮膠片，從1983年到1986年四年間，在日本由著名的二玄社印行了精心編選的29冊《敦煌法書叢刊》，而國內鮮有得見者。為此，饒先生重加整理，改為漢文評述，易名為《法藏敦煌書苑精華》，合為8厚冊，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印行。此書在重加整理時，更偏重書法藝術角度，範圍涉及拓本、碎金、經史、文牒、韻書、詩詞、寫經、道書等門類，樣式豐富而眉目清晰。饒先生對所選的卷本詳加評析，計有150篇論述，對文史研究和書法藝術愛好者都極有幫助。

然而，此書中國大陸讀者不多。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書價成本高昂。全八冊定價3280元人民幣，這在1993年出版之初，大多數讀者會覺得過於昂貴，雖然書的內容和印刷都很高檔。一般的書法愛好者，只購買幾元到十幾元的字帖，書法家、畫家才捨得花大價錢購買稀有書刊。此外就只有圖書館會購買了。二是所選印的敦煌書法作品，內容並未越出法藏敦煌文獻的縮微膠捲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獻》，敦煌學研究者就不一定願意另買一套內容的書。我當時在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任職，曾經和幾位敦煌學界的友人一起到書店架上翻閱，最終沒有購買，主要就是出於這樣的原因。那時候我們都以敦煌文獻的內容校錄整理與考證為己任，書法之類還顧不上研究。直到2011年我從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調任美術學院之後，我把研究目標作了調整，將敦煌文字學的研究與敦煌書法的研究結合在一起，才特別想要一套《法藏敦煌書苑精華》，正好我在孔夫子舊書網看到一套價，格非常優惠，就自費購買了。

讀過饒宗頤先生編著的《法藏敦煌書苑精華》，我覺得收穫很多。首先，這是一部充滿學者智慧與勤勞的著作，其性質準確地說是“編著”：編選了法藏敦煌書法精品，然後對每一件入選作品加以解題評介，甚至深入考證。雖然書的最後一冊版權頁上印著的是“法藏敦煌書苑精華  饒宗頤編”，但是這個“編”與我們常見的“編”不一樣，常見的“編”是編選、彙編，沒有做校錄整理、目錄解題、考證注解之類的工作，所以性質很不一樣。饒宗頤先生把這些研究心得全部彙集在每冊之末，稱之為《解說》。例如《法藏敦煌書苑精華》第一冊《拓本  碎金》，編選了唐太宗《溫泉銘》、歐陽詢《化度寺塔銘》斷簡、柳公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三個碑刻拓本，再編選了王羲之《十七帖》唐人臨本、智永《真草千字文》殘卷、王羲之《蘭亭序》唐人臨本等寫本真跡等，再編選了《三藏聖教序》等28種有紀年款或作者名之類資訊的寫本卷子，有的全文入選，有的截取片段，使得讀者能夠有個直觀印象。再影印完這樣一批拓本、寫本之後，饒先生才一件一件地加以述評，有時還作點考證，因此具有很多學術見解飽含其中。例如柳公權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解說》：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唐长庆四年（八二四）  柳公权  书

此拓本列伯希和編目伯四五〇三號，現庋法京，裝成卷子。首尾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末有題記五行，文云：

長慶四年（八二四）四月六日，翰林侍書學士朝議郎、行右補闕、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柳公權，為右街僧錄凖公書。強演、邵建和刻。

寫《金剛經》一部，正書。橫石十二石，經文每行十一字。分段處留行，兼記段次。可認識者有三、四、五、七、九、十二等字，當是唐拓原裱，用厚黃紙。

公權為柳公綽弟，新、舊兩《唐書》皆記其“書上都（京兆）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繇）、王（羲之）、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陸（柬之）之體，尤為得意。”此說似取自公權之侄柳玭。玭為柳仲郢之子，公綽之孫。《廣川書跋》八金剛經條云：“此經本書於西明寺後，亦屢改矣。[1] 經石幸存，不墜兵火。柳玭謂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是也。則北宋董逌時，此經石尚存。

《舊唐書》卷一六五謂“穆宗即位，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書跡，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公權於穆宗時所曆官職如此，觀此拓本官銜，時尚未改司封也。

宋無名氏《寶刻類編》卷四記柳公權書跡共七十六件，未言及此長慶四年之《金剛經》。其長慶四年之書跡，祇有六月立李渤撰文之《大覺禪師塔銘》，與此為同年之作，此拓可補其缺略。《寶刻類編》記柳書《金剛經》有二：一為鄭□題額，會昌四年（八四四）四月書。一為安國寺模西明寺《金剛經》，大中十三年（八五九）六月書。是柳氏書《金剛經》前後不止一次。今所知者計有長慶四年、會昌四年及大中十三年模諸本。

此拓本題為長慶四年，蓋為凖公所書。考凖公法名靈凖，《宋高僧傳》卷十一《汾州開元寺無業傳》：（穆宗即位之年）“命兩街僧錄靈凖公遠賚[2]敕旨迎請。”即此人也。《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五、三十四及《釋氏稽古錄》卷三作“左街僧錄靈阜”，系於長慶二年（八二二），今據此唐拓，知“阜”殆“凖”之形誤，“左街”應作“右街”。唐元和二年（八〇七），於左右街置僧錄，^① 是為唐代僧錄之始。僧錄相當於姚秦之僧正，後魏之沙門統，僧中之總管也。^② 靈凖在長慶間僧侶之首長地位甚隆，柳為書《金剛經》，故以上石。

此拓本刻者記名有強演及邵建和二人，考楊承和撰書之《邠國公功德銘》，立于長慶二年十二月，刻字為天水強瓊，強演諒是其族人。至邵建和名，則見於會昌二年（八四二）立之《玄秘塔碑》，末署“刻玉冊官邵建和並弟建初鐫。”建初名又見於大中六年（八五二）《杜順和尚行記》，署曰“鐫玉冊官邵建初刻字”。強、邵兩家，皆當日之名鐫工也。內藤虎次郎《湖南文存》卷六於柳書頗有考證，今為鉤索僧錄及刻工事蹟，補其不及。

誠懸《玄秘塔碑》最為世所矜式，論者謂其筋骨稍露，不善學者易落硬直一派。其妙跡行世者，宋儒所愛各異嗜，米元章獨愛其《金剛經》。《庚子消夏記》卷十稱：“柳跡在京師者有宋拓《金剛經》，賈似道藏本，在李梅公寓。”《金剛經》宋拓，孫承澤猶見之，今人乃能睹唐拓，其眼福何過於前賢矣。

此唐拓紙墨如新，光彩煥發，首尾完整，尤可矜貴。正書結體勁媚勻稱，閒逸生趣，董香光（其昌）《畫禪室隨筆》謂“自學柳誠懸（公權），方悟其用筆古澹處”，觀於此本，良信。

此拓本屢有翻印。羅振玉輯入《墨林星鳳》，以後有正、中華、文明諸書局皆有影印。一九五八年世界書局印本最差。一九七九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印本，影片亦多模糊，缺字時見。必另有影本，庶可保存原本面目。

① 《釋氏稽古錄》卷三僧錄條。

② 《釋門正統》卷四。

我們現在來看饒宗頤先生的這篇精彩解說，哪些地方值得稱道。首先，饒先生很好地對該卷作了一番客觀描述：拓本，伯四五〇三號，庋藏法京，裝成卷子，首、尾皆有原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末有題記“長慶四年（八二四）四月六日，翰林侍書學士朝議郎、行右補闕、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柳公權，為右街僧錄凖公書。強演、邵建和刻”，正書，十二石，每行十一字，分段處留行，兼記段次，有三、四、五、七、九、十二等字，當是唐拓原裱，用厚黃紙。在這一百七十多字中，饒先生非常清晰地介紹了唐拓本柳公權書《金剛經碑》的現存情況，甚至連不大引人注意的小字石刻標目數字也都一一點出。這個簡介很到位，該提到的都提到了。尤其是法京收藏的伯希和編號“伯四五〇三”，是我們敦煌學研究必須標示的一項基本資料，讀者據此可以去定位和查閱。然而，我們看到有的編著者編印了一大套敦煌書法作品選，解說了一通之後，該卷的收藏號是什麼，英藏還是法藏、俄藏、北圖藏，居然一個都沒有標示出來，那真是敦煌學門外漢的所作所為。所以字不在多少，解說貴在精准，饒宗頤先生的這套《法藏敦煌書苑精華》為我們樹立了最佳解說楷模，我們以後再編選敦煌書法作品都要以此為樣板。

在簡介之後，饒先生比較詳細地考察了歷史文獻中關於柳公權書《金剛經碑》的存廢情況，先後引用了新、舊兩《唐書》、《廣川書跋》、《寶刻類編》等書中的資料，說明此碑原屬西明寺，直到北宋經石尚存。柳玭謂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是也。則北宋董逌時，此經石尚存。而且，根據《舊唐書》“司封員外郎”的記載，考明柳公權在唐穆宗時所曆官職，而《金剛經碑》拓本所署官銜尚未改司封，其書寫上石的時間就比較明確了。又根据《寶刻類編》記载的柳公權書跡虽然有七十六件之多，但是却未提到長慶四年的《金剛經》，敦煌本恰可補其缺略。根據這些史料，饒先生還考明柳公權書《金剛經》前後不止一次，至少有長慶四年本、會昌四年本和大中十三年模本三種。

然後，饒先生考證了柳公權書《金剛經》之所以會被刻石的原因，指明該碑的上石刻制是由於靈凖在唐長慶年間位居僧侶首長地位。而且據此唐拓，饒先生辨明瞭史料中“靈阜”為“靈凖”的形近誤字，“左街”應作“右街”。

再之後，饒先生考證了此拓本的刻碑者強演、邵建和二人的情況，通過查找同時期其他碑刻刻工姓名，考明強氏、邵氏兩家皆當時著名鐫工。饒先生在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湖南文存》一書之外增補了僧錄及刻工事蹟的資料，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在簡介與考證之後，饒先生又從書法藝術角度論述了敦煌本唐拓柳公權書《金剛經碑》的特殊價值。饒先生指出，柳公權書《玄秘塔碑》最為世重，但是可能筋骨稍露，不善學者容易落入硬直一派。這個唐拓本結體勁媚勻稱，閒逸生趣，董其昌自述學柳公權方悟其用筆古澹處，所以對當今的書法愛好者來說也有同樣的意義。

最後，饒先生還敍述了這個敦煌唐拓本自羅振玉輯入《墨林星鳳》以後的多種影印本，孰優孰劣，各有鑒定，認為必須重新出個影印本才能很好地保存唐拓原貌。這是非常中肯的意見，我們現在看了《法藏敦煌書苑精華》影印本，顯然是比以往的影印本好多了。當然，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到原件的彩色圖片，如果哪天我們能夠彩色影印，那樣就可以使之纖毫畢現，更加燦爛。

我们以上通过一个作品的《解说》来分析，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可以明白饶宗颐先生在《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的编著中倾注了很多精心的研究和分析，为广大学术界朋友和书法爱好者奉献了一份精美大餐。雖然事情過了十年，但是我們讀起來，仍然像新出版的一樣有味。

在認真閱讀《法藏敦煌書苑精華》之後，我也發現此書上有值得改進的幾點，不揣淺陋，寫出來聊供大家參考。

一、此書只收錄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不包含英國、俄國、日本和中國的藏品，而且後來也沒有另外編選與此配套的部分，所以難以一窺敦煌書法概貌。

二、編選的內容很豐富，但是每冊的名目與內容並不一定很切合。例如第一冊稱為《拓本  碎金》，但是整冊並未見到《碎金》。在敦煌文獻中，有一種名叫《字寶》，又名《碎金》，以前也有學者稱之為《字寶碎金》。這一種文獻與本冊編選的內容很切合，可是並沒有被收入，不知何故。也許是初選時有，後來嫌內容太多抽掉了，但是名目上卻沒有除掉。其他韻書、蒙書之類，我們一般不叫做“碎金”，“碎金”在敦煌學中基本上是特稱。

三、有的內容現在能夠看到高清彩圖，例如柳公權書《金剛經》，應該可以更清晰逼真。

四、作品的編選，有的不是全文，只選取了頭尾一小段，而最後的《解說》卻解說了未入選的圖片內容，因此出版社在編輯出版過程中可能有所疏忽。

五、各個作品都沒有做可對照的釋文，尤其是草書、篆書和特殊的隸書卷子，很多讀者可能識讀有困難。即使楷書，例如《金剛經》，我們從百度所見的全文校錄標點本來看，異體俗字被認錯的也有幾十處。即使是很有文化的人，例如中央電視臺著名播音員任志宏，他是把“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念成“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可見他的理解有錯誤。因此可以推斷普通讀者對於敦煌寫本、刻本和拓本的識讀是有很多問題的，需要我們在編著之時加以校錄。

六、書後應該增加綜合索引之類的工具，以便於讀者使用。出版社在印製之時應該可以做類似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