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代人的青春一早就獻給了社會主義祖國了，將近五十，時不與我，長此下去雖說不會沒飯吃，但庸庸碌碌的老是重復自己總是心有不甘。能有挑戰自己證實自我社會價值的機會我是不會放棄的，這是背水一戰，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得抓緊我人生道路的最後一擊。１９８５年底，申請了七年的赴港通行證終於批下來了，在香港已住了兩年的太太帥元紀特地飛回來幫我打點幾天就匆匆地回去了，我在臨走前完成了北京電視臺田歌的一個訪談節目【一曲難忘】（下圖），告別了諸親好友，８６年一月懷著重返故地和再次團聚的喜悅從北京到深玔，出了中國海關，手持港澳通行證來到了香港移民局。

    關卡大廳裡擠滿著大批形形色色的新移民。不同的衣著，不同的社會層次，不同的面部表情﹣興奮、徬徨、疲憊、漠然，喧嚷著不同的地方方言。經過好幾個小時的等待終於輪到了我，一個穿著筆挺制服，面容嚴峻的移民官接待了我，回答了一些例行的問題後，他在我填的表格裡將我英文姓氏的“Hu”改為”Wu”，我在香港出生時登記的英文姓氏就是”Hu”，我當然不能讓他改，他橫了我一眼說：“〔胡〕在粵語的發音就是〔Wu〕，不得有異議！“再也不聽我的解釋，幾十年來逆來順受的習慣令我初次在殖民地官員前又體驗到“人在屋簷下，怎能不低頭“這句話，我又能怎麼辦？總不見得為了這點事再扭頭回去吧，過後我才知道，“胡“在香港不僅可以是
”Hu”，還有”Woo”、”Wo”等等，看來就為這位移民官一時興起的行為搞得我和我的整個家族的姓氏都不同了，在國外和女兒出去自報家門時經常要在洋人奇怪的眼光下費口舌去解釋。
    出了香港移民局，又累又餓，在羅湖車站前會合了來接我的太太上了火車，一陣久違的香味飄過，在記憶的深處，矇矇矓矓地回想起幼時母親經常給我買的至愛小食﹣炸雞髀（腿），這香味的情意結讓我顧不得形象，問老婆要了港幣，從小販手中拿過了雞腿就啃將起來，一口咬下去，後悔了，很多美好的印象，還是保留在心中更好，一但實現了，往往和想像有著很大的距離，好在這只是小事一樁，還沒構成太大的遺憾。
    車到九龍塘，轉乘地鐵，雖說人很多，但秩序井然，不能不服香港的高效率以及處處為乘客方便著想的心思，我想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吧。我們在旺角下了車，老婆在西洋菜南街好望角大廈２０層租了一間房間，房東是名畫家徐悲鴻的孫子小陽，他們一家三口住另一間，客飯廳合用，徐悲鴻的長子伯陽兄夫婦和他們的小兒子小君住在樓下。我們兩家親如家人，互相照應，直至現在幾十年來一直保持深厚的友情。
    第二天開始，老婆讓我好好歇幾天，扔給我兩張紅色的百圓港幣叫我在附近逛逛就匆匆忙忙地教琴養家糊口去了，九龍旺角是個紅燈區，治安不是太好，時有打劫發生，如果打劫的搶不到錢就會捅你一刀見見紅，所以這紅色的錢就是為保命用的，當然兩百塊錢除了大件外也還能買不少東西。下了樓，彌敦道、女人街、油麻地就在跟前，電器影音器材店裡都是些新奇時髦的東西，看得我眼睛都不夠使了，百貨公司的貨物更是琳瑯滿目，隨即想起臨走前有同事問我香港供應好不好這個問題，真令人哭笑不得。暈暈忽忽地轉了半天，不敢遠去，怕迷了路給人添麻煩，買了本地圖回家研究，捎帶在街市把菜給買了，回家洗衣服做飯當家庭婦男，晚上老婆累了一天回家終於有頓熱飯吃，我沒有閒著也心安理得。幾天下來我還是坐不住了，大老爺兒們的，沒著讓老婆養著，也得張羅著找些事幹，樓下小君把他的一份給芭蕾舞彈伴奏的活兒讓給了我，讓我掙了在香港的第一份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