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下着大暴雨，正是人沉思的好时刻。许多时候，我总会沉思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这种沉思并不是探寻本人的某些性格特征，抑或是知识结构、工作职业之类。每个人生存在世界上总会其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这些精神深处的密码才是决定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

探寻精神密码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对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尤为重要。在中国乃至世界，有一种人最为特殊。要解读基督教徒的世界可以通过翻阅圣经或者进入教堂，要了解伊斯兰教徒的世界可以翻阅古兰经。要了解知识分子的世界却非阅读一两本书就能做到。他们的世界各个不同。在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人没有任何信仰；一种人有宗教信仰；一种人有自己的信仰。宗教信仰属于搭乘公共汽车之类，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不妨在先贤处伙同大众搞拿来主义，无信仰者属散步不乘车之流，有自己信仰者相当于有道德私家车，我说的知识分子便是这种精神贵族。探寻他们私家车的模样，何尝不是一件值得雨天沉思的事情呢？

一位出色的技工不会因为自己的成绩而排斥其他工种，一位腰缠万贯的商人不会因为兜里的金钱而否定其他行当。只有知识分子会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总是给所有的行业排序，试图通过价值体系的建立让自己处于体系的尖端。在与许多人的交际处投去轻蔑的目光。在中国历史上，一个人腰包再鼓，见到读书人总是自逊一筹。因为知识分子掌握了价值话语权。这是知识分子与众不同之处。

普通人在面对大众道德禁区时，多少感到发怵。知识分子却不然，他们拥有道德私家车的同时，当然看不起公共汽车，轻松愉悦地冲破道德藩篱。于是他们的行为在大众看来夸张乖戾，似乎并无原则，实际他们坚守的是自己的原则。于是他们注定要不被理解。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被解释为作秀，鲁迅晚年思想转变被解释为政治投机，牛顿晚年放弃物理学研究一头扎进神学毫无收获，世人叹息再三。这些解释并不影响知识分子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完成梦想。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在乎时人或后人的评价。“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庄子在逍遥游中的这句话说出了知识分子们的共性。外人看来未免过于执着迂腐。

每个知识分子都手握价值标尺，每个知识分子都处在标尺的顶端，既然如此，在标尺下端的大众对自己看法如何又有什么可值得重视的呢？这条法则看起来如此不合逻辑，却是知识分子们立于天地之间的根本。从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已，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再到梁漱溟的“我不能死，我死了谁能发展新儒学”。哪个知识分子不是视自己如教主？这种自信珍贵而盲目，如果局限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纵然无法有益世人，亦能为世间塑造出健全的人格神话，在社会精神架构上留下一撇惊鸿，让人们感动而奋进。伯夷叔齐没能拦住武王的马头，只能用自己的饥饿至死留给后世史学家们一个遥远的绝响，谭嗣同在临死前那句话至今动人心魄：“观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运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伯夷兄弟不能泯灭周朝奠定中国两千年政治格局的功勋，谭嗣同的光辉没能照亮中国近代革命的脚步。他们可以给后人以无限激励，但不客气的说，就历史发展而言，他们的存在可有可无。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剧。

如果盲目的自信施展于行政，可能带来灾难的后果。掌握权力的知识分子是可怕的。康有为在维新变法中手定国策，认为要向诸国贷款多少亿云云来发展工业，这个近乎荒谬的决策如果真的施行，不但变法会失败，中国还能否坚持都要打上问号。民国初年，孙中山与袁世凯会晤，提出要修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心知其幼稚的袁慨然应允。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么多年，我国铁路计划也没有达到孙中山所说的长度，这个冷笑话被后世史学家拿出来热炒了许多遍。如孙所言，“我只有三民主义。”其实这已足够，何必越俎代庖，纡尊降贵，行铁道部长之职呢？当然，孙不会顾忌这些评价，他只做着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

    自以为是、自行其是、不顾人言。知识分子是最快乐的一个群体。他们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自得其乐。一个能从内心里得到快乐的人才拥有真正完善的人格。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已为数不多。好在对于这一点，我一直不存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