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是什么时候写的？老子是谁？在诸子百家中，老子是一个很大的谜团。这个谜团困扰了历代学术大师，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开。
      读者也许奇怪，《道德经》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系统，我们只需参悟其中的内涵，见证其中的智慧，古为今用便已足够。他是何时何人所作又有什么重要呢？《道德经》是诸子百家中唯一最难进行时间定位的书，而它的成书时代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在上世纪初卷进了国学界所有的一流高手。如此不禁令人产生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国学大师们着迷于《道德经》的成书年代？
      在先秦子书中，不少书里都有浓厚的时代背景，有的直接引用同时代人的著作，有的叙述有同时代人的故事。只有道德经的内容非常独特，书中内容不落斧凿痕迹，时代的辉煌落寞在这里没有留下一丝线索。而老子在其中的精微语言让世人惊讶的同时也感到了困惑。在历代的注释家中，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这两个不同的解释系统，都与老子成书年代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关注这本书究竟是春秋还是战国时期所作的原因。老子的这本书出自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解释方法，这在先秦诸子里，恐怕绝无仅有吧。

　　道德经的第一种解释方法是：老子是一个辩证法专家。他告诉世人，凡事都有两面性，并且相互转化，我们对待人生要抓住事物的阴面进而控制阳面。比如你要坚强就要学会柔弱，你要智慧，却要看起来愚笨。关于这个解释方法，道德经里有许多证据，如有无相生、高下相盈，前后相随，音声相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如此等等。另外一种解释方法是，老子是一个饱含智慧的阴谋家。他所想的都是要如何利用这些自然规律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又说“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这摆明了一幅自己清醒反倒要愚弄他人统治他人的面孔，“将欲取之，必固予之”更为后世军事家谋略家所推崇。如果这样理解，那老子真是一幅阴险模样。当然，你也可以说，上面这些句子说的“智”并不是智慧，而是心机巧智，都是些要不得的心思，老子的意思是说，大家都返朴归真作老实人，不要耍心机想着去损人利己。你还可以说，老子虽然谈了兵法，可也谈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智”的解释直接牵动着整个道德经的思想体系，也牵动着老子其人的形象。而两个解释方法又与老子的成熟年代有莫大关系。几乎所有主张老子成书在春秋时期的学者都认同前一种解释系统，而认定老子成书年代在战国时期的学者都认同后一种解释方法。
    《史记》的记载里，有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内容，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历史教科书里依然沿用了这一说法，如果这个故事成立，老子的道德经当然比论语还要早的多，应当在春秋的初期或中期就已经问世，但这个内容显然不足为信。首先，史记里老子向孔子所说的内容都不尽一致，在《史记》的老子传和孔子世家里，其内容有很大出入。其次，史记里的老子传也非常特别，其他诸子的传记司马迁只写出传主的籍贯而已，唯有老子的传记写的非常详细，简直要将老子的家庭住址来个大揭露。更详细的是该传把老子的祖宗十八代也翻了个底朝天，这在其他的诸子传记里是绝看不到的。这里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司马迁见到了老子的后人，拿到了他们的家谱，否则绝无可能有如此详细的介绍。依照老子传里的介绍，老子的八世孙与司马迁处于同一时代。我们按照每代25年推算，老子的出生时间比孔子去世的时间也晚了将近50年。

史记里有关老子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史记里有关老子的情况尽管比其他诸子要详细，但关于道德经是否是老子所写，却十分模糊。司马迁说，道德经还可能是老莱子所写的。另外，史记里还记载，老子的这本书是在东周末年刚衰落时，一个叫关令伊的官员让他写的。这个关伊子就是老子的徒弟。这件事是有佐证的，在《汉书·艺文志》里，明确记载有《关伊子》这本书，而且肯定了它与老子的渊源。如果这个故事成立，那么老子又应当是春秋初期的人。

现在的困难是，不但老子是什么人我们不得而知，连道德经是不是老子所写我们也无从肯定。如果要以老子的出生年代来定位道德经的成书年代，这是十分困难的。定位道德经最直接的办法还应当是直接从书的思想体系入手，借用其他诸子的思想体系，来梳理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而确定道德经大致的成书岁月。 

老子的书里虽给人以卓然独立之感，但其与其他诸子，尤其是儒学的关系却十分明朗。老子的道德经中的核心理念有天道以及强弱转换的辩证法，这为其他诸子所无，然其政治学却直承儒墨两家所言，只要从思想上肯定这一点，老子的成书年代到底是春秋还是战国，应当并不难确定。

钱穆在运用思想线索法时曾以这样一种观点给道德经定位：世界上总先有A然后有非A。非A断不至于在A之前出现。比如，我们说这朵花很鲜艳，然后才有不鲜艳这个词。这是毫无疑问的。据此，仁是儒学的核心概念，尚贤也是墨子提出来的。而《道德经》中有“天地不仁”“不尚贤，使民不争”等句子，这就证明了《道德经》的成书年代在《论语》《墨子》之后。这样一来，仅此一个证据就证明了老子的成书年代在战国时期，而非春秋。但这个证据非常单薄，且有漏洞。上面这个证据充其量也只能证明，《道德经》所代表的道家思想在儒家思想、墨家思想之后，并不能说一定在论语之后，当时作为国家官员的老子所能看到的书籍绝不会只有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的《论语》，或许在《论语》编纂之前，老子早已看到了大量有关儒家学说的书籍，这都是有可能的。

其实，光靠一个仁和不仁说老子思想在儒家之后都很勉强，一个概念的运用，如何能肯定老子就一定是针对儒家而来？仁的概念儒家可以用，老子的道家也可以用，或许老子用过仁这个字，但传下来的却只有不仁。要说明道家思想在儒家之后，就必须将思想的逻辑发展脉络重新做一个说明。如果我们能在思想的逻辑发展中证明道家只能在儒家之后，这个论点才能更坚实。

在《道德经》中，老子的政治学说与儒学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其间清晰的发展脉络。老子的思想是反对仁义的。但他说的不要仁义并不是说仁义不好，而是仁义还不够好。如“大道废，有仁义”、“国家昏乱，有忠臣”。我们说仁义是因为我们还不够仁义，如果大家都顺其自然，如婴孩一般天真无邪，哪又何必再冒出一个孔子来强调仁义呢？在老子看来，一件好的事物总是伴随不好的事物而出现，乱世出英雄。如果没有乱世，要英雄干什么？而最好的状态莫过于大家都顺应自然，甘其服，美其食，老死不相往来。如果大家都顺其自然，不懂歪念头，不需要仁义也能和谐共处。这种思想是对仁义学说的否定，但又不是简单的否定，其境界更高。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许多人望文生义，认为老天把人当狗，真是不仁义。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降雨露滋润万物、地载万物以生五谷都是自然现象，并不是仁的表现。天地是没有感情的。而人与人之间也当如此，只是一种顺应自然的关系，强加以仁义的感情在里面，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已经失去了自然的和谐。所以老子以“道”来取代孔子的“仁”。道是什么？道法自然。但老子的这个道却又与孔子的仁有很大的相似处。如老子讲：“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余；修之於乡，其德乃长；修之於国，其德乃丰；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这种家国天下的顺序正是儒学的观念。这是老子对孔子思想有继承关系的明显痕迹。

按照思想发展的逻辑看，老子的道家思想必定在儒学之后。

按照史料记载，儒学思潮兴盛于春秋末期。老子的道德经如要成型，必定在此学说之后。只是如此以思想定位证据仍显单薄。我们还需从其他角度来深入探寻道德经。

道德经里的政治观念应当是最有考据价值的。因为谈到政治必定会受到当时政治制度的影响，必定会谈到当时的政治职务等等痕迹。但可惜，老子谈的还是很少。里面只有两级政治体系，被统治阶层，老子称为百姓，上面的统治者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圣人、一个是侯王。如“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三级政治体系。最上一层是天子，中间是官僚，下面是百姓。

其实如果仔细读道德经，读者会发现，老子的两级政治体系并不是完整的，在一个地方老子还提到过中间阶层，叫做“官长”。“……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老子的道德体系是非常综合性的。他不但用道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他还用道来解释一切人文现象。在自然现象中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人文现象中就是“道生朴，朴无名，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为官长”，所以老子常说圣人镇之以无名之朴。他认为，我们的政治制度也是道生出来的，中间的环节叫做朴，朴是没有名，朴散到了器之后就有名，他称之为“始制有名”。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些器应当就是那些遵循老子道的官员。这些官员被圣人所用，成了“官长”。

“官长”这个词在诸子百家里是非常少见的。《墨子·尚贤篇》里曾有过这样的句子：“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两者都在政治学里谈到“官长”，从用词上看，二者的时代必定相差不远。只是墨子与老子孰先孰后？关键就在于两者“官长”的解释。从道德经王弼注本并没有对官长一词进行解释，河上本注本则解释成“百官之长”，有望文生义之嫌。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一个叫做“官长”的官名。那这个官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国无从查考官长的真实含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道德经中，官长的含义是抽象形式的，它并不是指现实中某一类官员。而是指在圣人与百姓之间传递“道德”的人。

墨子的“官长”就完全不同了，他可是有明确的职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从词语的发展规律，一个词必定是先有现实含义，才有进一步的引申含义。词的意思都是先从具体的某一个东西某一件事发展到某一类现象，某一种含义的。这样对比看，墨子当然在老子之前。这是老子在墨子之后的又一个词的证据。

《道德经》中另一个可以用来定位的句子是这样一段话：“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这里面有偏将军与上将军两个词。太明显不过了。道德经的成书年代是我国已经形成上将军与偏将军等军事制度体系的时代。

将军这一职位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将军这个词就是“卿大夫”，其实不然。在我国春秋时期，各中原国决没有将军这样一个职位。因为当时的军政体系是分封制。所有的诸侯、大夫都是军政大权一把抓的。他们同时手握政权和军权。像将军这种专业化分工的军事职业应该在秦楚二国诞生。因为这两国都地处荒蛮。秦国当年是因为有救周王之功，所以中国各国还看得起，至于楚国，在中原各国的心目中完全是蛮夷。连楚王自己都说自己：我蛮夷也。因此，楚国的政治制度与中原各国迥异。由于没有文化的包袱，楚国的政治制度反而轻装上阵，专业化分工发展速度非常快。楚国最大的官叫做令伊。这个官位相当一部分都是楚王的兄弟或儿子担任，以便将来传位，有时他们也打仗。在晋楚城濮之战的时候，楚军将领就是子玉，史记里记载子玉当时的确叫做将军，但中原各国却仍没有。只是这个时候将军制度还在草创初期，远没有达到道德经说的“上将军、偏将军”那么完善的体系。

《左传》全书中只有一处提到“将军”。从《史记》的记载规律看，直到战国中后期，才逐步出现“上将军”这样的词汇字眼。如秦赵长平之战，“秦国阴使上将军白起”等，保守估计各国军事体系发展成熟的时候至少也在战国初期。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因为军事制度的发展必定与战争发展同步进行。三家分晋之后，随着战事发展逐渐激烈，各国都需要专业军事人才来指挥战争，卿大夫们不好自己亲自操刀。将军的制度逐渐在各国发展起来。这是《道德经》在战国初期出现的一个新证据。

完全定位《道德经》大约只剩考古一途了，从书本上来定位只能圈定大致的范围。综合以上证据，我同意老子晚出的观点，老子的道家学说绝不会在儒家之前，而应在战国初期为最有可能。

回到前面的问题，如果道德经真是老子所写，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是精通辩证法的睿智老人，还是窥破了天道的阴谋家？

老子的道德经分为宇宙论、人生哲学、政治学三个部分。在这篇小文里我不打算对老子系统作全面分析。只用简单的几句来阐释老子的人生哲学。搞懂了这一点。相信老子的形象并不难定位。

道德经的基础理论是，万物都有阴阳两面，一明一暗。这两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般人只看重事物的阳面，而忽视了事物的阴面。比如人都喜欢高，喜欢强、喜欢得、喜欢争。这些都是阳面。可是老子却看出这些阳面都可以由阴面转化而来。这种强弱转化逆反就是道的一重内涵。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很值得重视：“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为什么说弱者是道之用呢？因为直接取阳面常会遭到失败，一样东西你也喜欢我也喜欢，争的人多，凡事使用强，两强相争通常都是两败俱伤。如果采取阴面逆向行驶，利用事物的转化规律，等到弱者快变强的时候，由弱进入，由强而出，反收事半功倍之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掌握好事物的变化尺度，当一个事物由弱变强，将变未变之际，得道之人就要看出来，抓住机会。关于这个道理，道德经讲的很清楚：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乱。天下难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细。

当一个事物快要变强时，你要看出来，趁这个机会消灭它。这就叫做未兆易谋。天下快乱还没乱的时候你就要振作起来，不能得到乱象百出才来收拾，这叫治之未乱。你要与人争的时候，不要光用强，要先让人放松警惕，然后再伺机对付他。将欲取之，必固予之。这也是利用事物的两极转化。在这句话的背后，老子还意味深长的说：是谓微明。什么叫微明？老子说“知常曰明”什么是常？事物两极转化永永不息，这就是常。了解这个的人就是明，在事物转化之机时见微知著就是微明。

老子的人生哲学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利用事物的阴面控制事物的阳面。比如你想前进很难，干脆后退，后退到了极点，自然就会前进。你想强，先守弱，弱到极点自然会转化成强。持有这样人生观的老子，你说他是什么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