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在三江竟已有两年。说“不知不觉”，一点没有夸张的意思，如果你适应了某个地方的生活，并如同蚂蚁一般忙碌，就会发现其实时间过得比预想中要快许多。

    学期伊始，与朋友见面，先是感慨自己已经大三，然后便调侃“有没有想过其实去年我们也才大一”。少年时读朱自清的《匆匆》，常常想像时间究竟是如何在指间流逝。而现在我还没学会使用那些华丽的辞藻，五年、十年的概念在我脑中尚不清晰，身边就已经有很多人匆匆地投向了社会这洪流——比如安瑜，比如陆为中，校园里的光景自是成了他们学生时代的最后回忆，有几个朋友，有几首歌，有几张照片，有几次醉，在毕业以后都将被遗忘。书桌里那几张写满文字的纸和印着自己文章的校园杂志，以后也会被有形或无形的时间尘埃所覆盖。

    今年是文学院《月末》杂志创刊的第十年，按照原先的计划，我们应当向每一位对《月末》怀有深厚感情的前辈约稿。然而天不遂人意，很多前辈的联系方式已经完全找不到。或者虽然有联系方式，但由于工作所累以及对于写作的慎重，他们迟迟不能下笔。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类似，《月末》人少，近两年新加入的成员总共也还不超过十个，平时大家偶尔一起吃个饭，更多的时候则是各忙各的。忙于各种考试，忙于学院的各种活动，甚或是忙于恋爱。《月末十周年》校稿，我给大家打电话，发现我们一周的时间安排（只在晚上）基本上是以下几种：上党课、上选修课、上晚自习、参加社团活动、开班会、和同学聚餐。这些事情当然是重要的，课不能不上，社团活动也没有理由不去，和同学聚餐因为关乎到人与人相处的问题，所以更不应该推脱……而当我们真正有时间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秋天已经结束，南京似乎又有了暴风雪来临之前的那种寒风刺骨的味道。

    我和小红（吴昊偏爱阅读《红楼梦》，所以我们都这样称呼他）07年加入“月末”，当时《月末》所有的事情都是安戈一个人在打理，我们则一直忙着做一份质量并不甚好的报纸。那段时间非常辛苦，因为报纸印刷的费用是几个人均分的，所以大家非常看重。排版的时候我在广告公司一坐就是一天，印刷结束以后我们自己再把报纸从鼓楼搬回三江。这件事带给我的唯一好处是在朋友拍的DV片《这是一次飞翔》里客串了一个“路人甲”——坐在宣传月末的横幅下，看着扮演王小皮的某同学从我面前悠闲地走过。

    不知道《月末》十年前创刊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那时北崮山的条件定然是简陋的，我在图书馆的工作通讯上看过三江学院老校区的照片，90年代末的三江学院，那里的阅览室还及不上我中学时阅览室的四分之一大，而校门也很像是某间工厂的大门。月末的创始人可能会在工厂大门前合影，并且踌躇满志地想要把《月末》做成三江学院最好的报纸。

    那时候网络并不普及，论坛、博客等新兴媒体还不像今天这样泛滥，重复矫情、碎片臆想式的写作也还没有占据社会的主流。所以以前的《月末》虽然印刷粗糙，但是就内容而言，却比现在的很多文学杂志要好。当然，这么说可能有人会反对——既然校园里都已经有了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那么文学上的差异总该是有的吧，谁说重复矫情、碎片臆想式的写作不是写作呢？你看人家非主流现在都已经成了主流了。

    鲁迅讲“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那么大学精神在哪，校园文学的精神在哪，是在课堂，在图书馆，在社团，还是在“务实或者务虚”的争论之中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还是把话题扯回到题目上，“写在青春的扉页”本来是一档叫做“放肆幻听”的电台节目所做的校园民谣专题。从副主编同学那里拷贝来所有的MP3，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听，突然就觉得，我们的校园文学就像80年代的诗歌，90年代的校园民谣，有颠峰的时候，也有式微的时候。然而不论如何，就因为有关注和喜爱它们的人存在，所以它们永远都不会消失。青春应该也是这样吧，既然有了第一页，就应该有第二页、第三页，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一直书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