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蛇者说（序）

 【何苦】

   世上最霸道的当算时间，他几乎是不和任何人商量，就编好了一个人的人生程序，如果你执意要做些许的删改，你必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65年3月6日，我来到了人世，迎接我的是母亲的笑容和父亲的沉默。我肖蛇，是那种神神秘秘、平平静静、充满“阴谋”也充满“阳谋”的动物。我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我最小，行七。刚出生时，我的右脚是残疾的，脚背儿充当脚底儿，为此妈妈和姥姥不知哭了多少场、流了多少泪，妈妈甚至同街坊的鞋匠打好了招呼，将来一定收我为徒，直到四岁时，我的脚竟奇迹般不医而治。我一直感谢上苍对我的偏爱。听母亲讲，在生我的前一天，她做了一个梦，有一只很好看却有一只脚受了伤的小鸟飞到她的怀里，她想放飞它，但它怎么也不离开……她醒来后，我便来到了人间，难产，是站着出生的。我非宿命，但从此后对鸟类十分爱护，16岁时在《中国少年报》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便是关于养鸟的，也许这就是一种“缘”吧？在一个电视片中，有这样一个凄美的故事，有一种小鸟，他天生没有脚，要不停地在空中飞，累了就在风中睡一会，他一生只能着一次陆，那就是死亡的时候。飞翔，是他存在的唯一表达。

   大哥何畏也肖蛇，长我12岁，他先期是搞美术的，而最擅长的却是摄影创作，《额尔多斯的黄昏》是他的代表作。他现在在东北一家报社做摄影记者。因为不谙世故，常常挨大嫂的“教育”。在我的心目中，何畏的聪颖与钻研精神，一直是我效仿的楷模。大姐何妨则是我家最具权威的“领袖人物”，憨厚的二哥何毕没少挨她的揍，大姐给我文学上的帮助最多，她散文写得很细腻，古典诗词十分谙熟。也许是一辈子做教师的缘故吧，她训人稳、准、狠，哥哥姐姐没少挨她的“收拾”，她现在已经退休了，在昆明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替别人打官司，她行。几次去云南，感怀迥然不同，99年到昆明的心情与89年赴滇南的心情已是泾渭之别,《南游赠棣尔》时的心境，已经荡然无痕。

    父亲故去整整十年了，他老人家安眠在故乡的黑土地上，每年春节回家团聚，都要携妻带子为他去扫墓，山脊上，一座孤冢，数缕青烟，满目白雪，心情也自然被周遭的氛围渲染得份外沉重，他永远也花不到小儿子挣到的钱了，他一生的辛劳和磨难，是我心中永远抹煞不掉的“痛”，而他弥留之际，那充满牵挂的眼神，至今也是我最不敢正视的鞭策。那时，他最盼望的就是我能够结婚，能够找到一位贤惠的妻子，而爱人王真作了何家的新娘时，父亲已经永远不会醒来了，如果他还健在，他一定会十分开心的。让自己的儿女各自成家立业，当算父亲一生最重要的“工程”了，当时含泪写了一篇散文诗《默默送你》，发表在1989年9月16日《诗歌报》上，那是我最珍爱的篇什。

    自打17岁时在《广东小说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后，我的文学创作便进入了一种近于“痴迷”的状态，现在想来，同文字较劲儿，是一种“自娱”也是一种“自虐”，期间甘苦我自知。开始是古典诗词俘虏了我，但对现代自由诗并不感兴趣。我觉得不讲音律的分行文字，离生活太远。后来，在写了《梦之花园》之后，才在心里认知了这种文学形式，它毕竟是一种特殊的宣泄渠道。但至今也无敢以“诗人”自居。

    诗人有两大“法宝”，一个是“穷”（和有没有钱无关），另一个就是“酸”（并不单单指说话的音调），穷，则生出许多幻想与渴望，他们深深地体会到了“没钱的日子”是怎样的“黑暗”难捱。穷则必酸，“上穷碧落，下达黄泉”，酸过劲儿了，便衍生出许多“涩”来。穷、酸、涩的感觉让诗人悠哉优哉挺过瘾。我不想过这个“瘾”，成为别人眼里的“异类”，一定不舒服。其实，写作也不过是一种爱好而已。

    学的是税务，毕业后，供我选择的却是交通警察和财政局，作了一段交通警察，每天白天“横行霸道”，晚上便泡在酒缸里，日子久了，感到浑身不舒服，最终不顾各方面的反对，还是托人执拗地“挤”进了文化馆，那是一个十分贫穷又似乎十分令人羡慕的工作，那里又是我最难忘的地方，在那里我写了许多诗歌、文章，也写了许多关于群众文化方面的论文，有些还在省里获了奖。我至今还把文化馆当作我起飞的平台和最终的归宿。那里有那么多值得我记忆的人和事……1991年，作别了文化馆，先到当时最大的民间收藏博物馆秦皇岛南戴河“中国万博文化城”任总经理助理，参与组织了“全国华侨文化研讨会”，并撰写了洋洋数万字的《民间工艺收藏梯级论》，连载在《民间收藏》杂志上。一年后，合家来到北京，在一家环保集团作过董事长秘书，后来又作编辑、记者，再后来到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做广告宣传工作，现在则被自己“流放”到闽南德尔惠集团至今。明天干点儿什么？一直在想，一直也没有想出头绪。在自己喜欢的领域谋事，心理上充满了满足感，但社会在疾速地发展，我不敢保证一定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步伐，以符合某种尺度。不敢自比为江郎，但人总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加之跟在别人的车辇后面亦步亦趋，那样也太苦了，理想是最折磨人的尤物，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被所谓的、不切实际的“理想”给阉了个彻彻底底，却要为区区“成就”弹冠相庆。写作和做人一样，需要一种“殉道”的精神，只要自信地按照既定的目标走下去，我想结果不会太差。当然，这里的自信不是自负。而自身真的有一个愈加清晰的幻想，尽管充满了“小资”情调，但我一直在勾画着，在一条清澈的溪流边，红色的小屋里被阳光煨得一片暖洋洋的，与我爱的人懒散地过着平淡致极的日子……

   我的恩师、著名散文诗人秋原老先生现在身体怎么样了？他老人家及其师母、翻译家马德菊老师对我的引导及教诲，至今不敢忘怀。秋原老先生曾在病中给我来信，希望我将过去写的诗文整理出来，出版一部诗文集，并叮嘱我一定要继续写下去，不可懈怠。想想十分汗颜，近几年诗写的实在太少，不是失去了笔力，恐怕是失去了对诗歌那股宗教一般的热情。文章倒写了许多，但大多是应景之作。总是忙，一种无以言喻的“空洞”的忙。想想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诗人也得食人间烟火，诗人也知道鱼与熊掌的味道注定不同，许多文友在北京，在低矮潮湿的大杂院里，不辍笔耕，为知名或不知名的名人或一家或几家企业做“刀笔吏”，写一些“莺歌燕舞”的文字，想想也不过是让自己的餐桌丰富一点，饿着肚子写长短句，不算浪漫，只能算大脑进水。现在烦人的事儿真不少，诗歌的浅吟低唱则更是一种奢侈，精神产品的需求不足，特别是近几年诗人的浮躁，已经使诗歌王国的城堞濒于沦陷，人们已经不习惯绕来绕去地说话。没那份时间，也没那份心情。

    诗文写的少了，但出版一本自己的专集的念头却始终未泯。熬瘦了那么多夜晚，写了那么多或长或短的文字，对自己总要有所交代与总结吧。对曾经关注我的朋友总要交份作业吧。在我的书橱中，有两本诗集，一本是女诗人王雪莹的《倾诉》，另一本是匡国泰的《如梦的青山》，他们两位的诗和人一直是我的牵挂。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他们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我一直无以为报，甚至他们如今在哪里安身立命我都不得而知，只知道王雪莹已经下海了，只知道匡老兄原来在湖南隆回文化馆搞摄影，现在，你们都好吗？我就将这本《肖蛇者》呈现给你们，但愿能为你们带来一丝遮阳的树荫。

    在这本《肖蛇者》中，收录了80年代末写的一些情感诗，在这些诗文中，能够隐隐约约看到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影子，也能够真真切切地看到当时的我为爱所累、为情所困的茫然。很是遗憾，结婚后诗写的少了，写给爱人王真、儿子何源的作品也就更是寥寥。然而，遗憾的同时，心里也充满了感激，爱人王真几乎是在不断的“放弃”中来伴随着我的，她的适应力很强，从电视播音员到宾馆大堂副理、特别是在万博文化城，她放弃了七个少数民族宾馆客房部经理的职位，陪伴我到北京，做她并不熟悉、也不喜欢的工作，现在，她在A管理模式集团任营销主管。几年来，她的工作一直做的有声有色，在这个过程中，她真是吃了好多苦。我的全部文稿也几乎都是她整理的，许多稿件都是依仗她收集保存下来的，没有她的支持和理解，还不知道这本诗文集会拖到何年何月才能够得以出版……

    是的，许多人和事都已经镌刻在你的脑海中了，它必定是你生命历程中删减不掉的组成部分，或悲或喜或春风得意或百无聊赖，记忆中的沟沟叉叉，在时间面前，作为个体的我们，似乎都显得过于猥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哪那么容易就砸在你平民百姓的头上？那么，对于过往的一切，曾经沧海也好，除却巫山也罢，无论你刻骨铭心还是愀然忘却，你必须坚定地与现实对视，并想尽办法与形形色色的艰难险阻不懈周旋，只有面对，无法逃遁。只有等到苦尽甘来时，你才能够自信地回眸一笑，能否生出什么鸟“百媚”，已无关紧要。星移斗转，万物更迭，记忆也许是你存在过的唯一证明。对于过去的林林总总，有人镂刻在心中，有人抒写在纸上，有人浸泡在酒里，我把过去的美好与悲伤尽数维系在这棵《肖蛇者》的枝枝杈杈上，权当做一次勇敢的“凉晒”吧！

   十分感激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博导，在李宁公司企业文化课题组结识她，深深地钦敬她严谨的治学态度。当然我也要感谢德尔惠的老板丁明亮先生，作为我的老板，他给予我极大的信任，使我能够保持一个难以言喻的“心境”，相互之间的认知，使我们成为朋友。想想我是十分幸运的，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郑克礼、郭永星、李德慧、高崇德、孟庆华、匡国泰、金克义、王雪莹、周福春、王汝梅、瑶琴、佟石……许许多多师长或朋友的名字是我不敢淡忘的，在此，一并谢过了。特别是文化部著名画家高崇德老先生，在我极度迷茫的时候，帮助我来到北京，并给予我最为深切的教诲，现在他已经故去了，我非常怀念他。

    北京的秋天十分萧瑟，仲秋临近，天凉如水，心里豁然感到份外宁静，这样的微澜不惊，也许正是自己渴望的一种境界吧。漂在首都，在国旗升降的地方，总要想起松花江畔自己梦魂为萦的故乡，想起已经年过古稀、满首皓白的母亲，想起曾经在一起同悲同喜、朝夕相处的同学和朋友。

   家乡的山山水水时而清晰时而模糊，那里的星星还是笑着悬在窗前吗？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