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同事联系我，要我为桓台报创建20周年写点什么时，我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什么？20年？在我心里，大概10年左右的光景——没有半点儿的矫情，当时确实是这样的反应。然后慢慢推算，可不，是20年了。

前推20年是个什么概念呢？自己25岁，多好的年龄啊，可惜当时没有感觉到。

我到桓台报，比兆武、茂云、王超、本勇、晋瑜、希锋他们晚了多半年，比张丽玲好象还晚些。其实，大家都是怀着梦想终于得逞的喜悦聚在一起的。我们这些人大多来自农村，有着出人头地的冲动，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无奈，到一家报社工作，夫复何求啊？虽然她后来命运多舛，在新闻出版部门对地方报刊历次清理中，办办停停，躲躲闪闪最终换了个马甲走到今天，这里边有上级领导的咬牙坚持，更重要的是这群最早凑到一起的编辑记者们的不屈不挠——如果这张报纸真的没有了，大家的饭碗和梦想就都没了。

在报社工作的那个阶段，除了与新闻出版部门绕着圈子一期一期地出报纸，印象最深的是便是关于吃的。

单位没有食堂，我们这些家在乡下的编辑记者，第一要解决的是中午吃的问题。于是，大家便凑份子吃馆子。最常去的馆子在报社的东边，好象与渔洋宾馆相邻。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也怎么也想不起馆子的名字了。于是打电话问巩本勇。还是吃货对吃的记忆更深些，“知味斋呀！”巩本勇大声喊道。问我怎么问这个，我说写写我们一起凑份子吃的事儿。“这个好，这个好！”吃货对我表扬道。

刚刚听到“吃货”这个词时，我居然一下子就想到了巩本勇。此后，每听到这个词就能想到巩本勇一次。我们在知味斋吃的份子饭，每人出5块，四五人一桌，四菜一汤。这菜主要是醋溜白菜，炒土豆丝之类，基本见不着鱼肉，馒头管够。这样，饭量大的巩本勇就沾了我们不少便宜。为了避免他占我们菜的便宜，我们不管是谁先到点菜，先要的都是馒头。每次，菜上桌的时候，他基本已经两个馒头下去了。等菜再上来，他喊，“了不得了！弄个半饱了，再吃不了多少了。”以便让我们知道他已经吃不了多少菜了，吃了好大的亏。但继续吃起来，他再下去的馒头和菜量仍会比我们大差不多一倍。

其实，当时5块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如果每天中午都这么凑份子吃一顿的话，我们的收入是不支持的，那时候也就是200多块的工资。于是，大家争着出去采访，以避免凑份子去知味斋，也避免让巩本勇占自己的便宜。也不是被采访单位都会管饭，因此，遇到那些中午管饭管酒的单位，心里便念人家的好，写人家文章的时候总会格外用心。这些年，对酒场已经怕的要死了，一上酒桌就有怯战心理。可当时不，吃请是一件特别让人感到幸福的事。当时，郑军给总编张兆武开车。郑军最烦感并耿耿耿于怀的事就是：他拉着张兆武去参加场合，停下车准备跟进去的时候，兆武一手提着大哥大老板包，另一只手朝他摆摆：“你，回去吧。”

在我们那帮人里，我有些歪才，编排每一个人，总编也不例外。这么多年过去了，其他的都忘了，只记得撇着桓台腔说普通话的徐仪大哥是“土拉八叽地装老外”，吃货巩本勇是“听到喝酒跑得快”。

再后来，总编张兆武可能出于我们吃的经济负担考虑，以及尽量不再吃方面骚扰被采访对象，开始在单位开火做饭。兆武最喜欢的菜是肥肠炖豆腐，主要料是肥肠、豆腐、白菜和辣椒，这道菜也成了午餐的主打。每到中午，报社整个走廊都弥漫着肥肠、豆腐、白菜和辣椒的混合香味。我们当时的最大感受是：盼着中午，盼着下班，盼着吃肥肠炖豆腐的时间。上午争着出去采访记者的也大大减少了。每天中午，巩本勇无疑是最活跃的一个，往往肥肠炖豆腐还没有做好，他那里已经两个馒头下去了，仍然夸张地大声喊“了不得了！弄个半饱了，再吃不下多少菜了。”以此表示，自己只用馒头填肚子，把肥肠豆腐这样的美味佳肴更多地让给大家，这是多么崇高的行为啊。但大家并不领情，因为真正开饭时，他吃的仍然比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多。这么多年过去了，肥肠炖豆腐成为了我餐桌上的最爱，只有母亲做的猪皮水饺、辣椒炒鸡蛋才可与之比美。

在庆祝桓台报成立20周年的时候，写这样的文字未免俗气了些。但民以食为天，这就是我们那帮文学青年当时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我们的梦想和追求，也就是从这上面放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