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文的《河父海母》（重庆出版集团4月出版）无疑是试图对乡土中国的历史展开一次侧面进攻，其史诗式的叙事既怪诞又锐利，既热烈又冷酷，既情趣又邪性，这是一次乡村野史杂拼而成的历史叙事，妙趣横生也走法入魔，在今天来重述乡村历史，除了这种方法，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路数呢？

《河父海母》讲述黄河冲击平原蛤蟆湾子这个村落的故事，小说叙述了这个村落从三户人家的起源到建成一个庞大乡村，后来成为县城，最后成为河海市的过程。邓吉昌、猎户常三和逃亡地主王来顺三家最早在这里落户，随后来到的是一对瘸子和瞎子组成的夫妻。这是一个村庄从诞生到成长的历史，经历过艰苦的与大自然斗争的历史，村民才存活下来，这就是典型的乡村历史叙事了。实际上，蛤蟆湾子就是黄河洪泛区，小说中写到的荒原和黄河摆尾，也就是黄河改道冲击而成的平原地带。这里的自然生存条件十分艰难，但人们怀着不同的缘由来到这里，生存的渴望激起的是人们顽强的生存意志，一片荒原成为人们生生不息的家园。小说取名“河父海母”，就是试图表达人类生存的第一要义，就是以自然为父为母，就是活着和生殖，在这一意义上，这部小说倾向于叙述乡村的自然史，或者说乡村的野史——那是在中国现代性的政治历史平行的一种更具有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存史。活着要劳作，要克服战胜任何困难，所有的劳作，不管是农耕事物，还是开垦荒地，或是争夺土地，在这部小说中都叙述得十分激烈，那是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生存事相，仅仅是争夺坝上的土地，蛤蟆湾子村就与邻村张家窝棚打了十八次群架，流血冲突是经常的事。当然，所有的生存事相，在这个荒原，最重要的是解决水的问题，关于水是生存的第一要素，这部小说可谓是写得精彩生动。生长于黄河入海口，这些河海的拓荒者在这里却遭遇水的匮乏。一方面写出河海如何构成人们的生存区域，那有如父母般的养育之恩；另一方面却又写出河海的子嗣们要与河海搏斗，要在河海给定的贫瘠土地上夺取人类的生存空间。这是身处河海的子嗣们的独特的历史，它们的奋斗的历史神话，那也不妨看成是精卫填海的历史神话的翻版。小说的叙事无疑是有穿透力的，它穿过生命那些漫长的苦难岁月，写出中国农民生长于土地上经历的那种艰难困苦，写出中国农民繁衍生息的强大韧性，这也是一种生存意志，一种倔强的生命景观。

这是一部人类生存自然史的故事，相比较与自然搏斗的历史，人类的自然繁衍成为这部小说同样重要的主题。如果说与自然搏斗在这部小说中还是以事件的形式出现的话，那么，关于“繁衍”的故事就要具体得多，那就是日常生活本身，它几乎就与蛤蟆湾子的人们的每日每时的生活相关。这也使这部小说对人类的原始欲望，或者说生殖行为有了巨大的描写热情。不只是男性的欲望，在这部小说中，男性的欲望几乎只是陪衬，而女人的欲望才是强大而不可抗拒的。看看那个瞎嫂，那是病态而诡异的欲望；那个虎子家的“浪女人”，这是所有的小说中都有的“淫妇”“浪女”，在这里更是被推到极端，她几乎无所顾忌地和任何一个男人交媾。花花和叶叶，那是青春纯真的欲望，不加掩饰而又无怨无悔，甚至齐红霞显得有些文雅，却也和红旗玩着有些反伦理的欲望……。那么多的欲望从男人特别是从女人们的粗犷的身体里涌溢出来，那是生命自身顽强存在的愿望。也许我们会觉得如此这般的欲望表现有些过分，但如果那就真的是身处河海荒原的人们的生存事相，也许没有如此放纵的表现，不足以表现那么粗砺的生命样态。在这一意义上，这部小说确实有些“自然主义”的嫌疑，它要用自然主义的笔墨去写出河海子嗣的自然主义的历史，这一想法，不管是否真正贯彻——或许尚未能找到最好的角度和把握恰当的分寸，但它的独到之处却是值得重视的。

也许是过分注重河海子嗣们的自然身份，这部小说缺乏政治叙事。看看小说写作的20世纪中叶的历史，那是政治最活跃最惨烈的历史，但这部小说中的政治却极其平淡，几乎没有多少笔墨。但小说中出现的政治却是蛤蟆村已经扩大为河海县和河海市以后，城市与乡村构成的土地争夺，那是城市与乡村构成的冲突、更进一步说是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构成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都存在，在当今中国可能采取了更加激进、急迫和野蛮形式而已。在这一意义上，这部小说倒是从自然史的角度写出了乡村成为城市的历史之后，城市反过来侵呑乡村的那种现代性悲剧。小说不再关注20世纪人们已经熟知的政治历史，而是要去揭示当下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冲突：“当政府动用公安干警和军队平息蛤蟆湾子两场骚乱之后，河海县委书记曲建设才明白自己事实上犯了一个错误：自己一门心思要以最快的速度让一座城市在河父海母之地崛起，却忽视了曾在此生活了三十年之久的村人。他们一直依地为生，失去土地的绝望随时可以爆发一场不计后果的骚乱，这远远比限制村人生育剧烈得多。”（十月》，2007年第2期，142页。）小说写到这一步，其历史叙事与当代的现实问题的关系才被突显出来，这一主题也许是因为隐藏得太深太暗，也许是因为展开不够，所以不容易被觉察到。但这一问题，确实是当下中国现代性急迫的历史进程中需要关注的难题。

当然，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不竭尽全力发掘怪异邪性的经验。

小说的开篇就是对一条菜花蛇的狙击，那就很有些怪异，随后是常三莫明其妙地用手中的猎枪误杀儿子，再接着就是十六的岁兆富和瞎嫂的偷情，瞎嫂还有预言占卜的能耐……。这些事都是小说开篇五页内的内容，这就足以看出这篇小说所富有的传奇色彩与非同一般的情节。当然，随着叙事的进展，更加离奇的故事接踵而至，有百兽袭击猎户家的；有野合的；有多种畸形恋的；那个欲望无边的“浪女人”无疑也充满了邪性，就是红旗与红霞的师生恋或母子恋也是怪怪的，花花与叶叶共同与郑亮的偷情，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些情节和人物关系，充满了邪性，又洋溢着乐趣，小说叙事就是这样，几乎所有的情节细节都有些邪，小说叙事就是行进在这样的邪性的路径中，以此来展现蛤蟆湾子半个世纪的民情风俗、农耕事物、繁衍生息的过程。

“邪性”其实不过是怪诞或荒诞的一种中国本土表述，“邪性”可以说是现代主义培养起来的一种美学经验。现代主义美学再也不把审美作为它的核心理念，审丑、审怪、审奇、审恶……，总而言之，离开古典美学成为现代主义追求的目标。看看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那里表现东西毫无审美可言，基本都是一些假恶丑的大本营。“恶之花”就是现代主义美学的经典意象。王尔德这个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沙乐美”那就是怪诞之美。这种概念表述的困难，根本原因出在“美学”一词。1750年，鲍姆加登创立“美学”这一门学科，其实是“感性学”，“美”已经在我们人类的经验中被定格为引起愉悦感觉和正面肯定价值的事物，因此，用“美”来表述现代主义就永远处于语言概念的混乱之中，我们只好说现代主义美学是审丑或审怪之类，这就有些别扭。现代主义以来，人类就在追求感性解放的历史，这就是尼采所追求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感性放纵的历史，这就是告别的基督教上帝与真理在场的历史。真正在艺术创作上和思想上继承尼采和发挥尼采的，只有德里达和巴塔耶。后者更主要是在创作上，把审丑和感性的放纵推到极端。这种表现就是要我们文明秩序另一面去展开那些感性的没有历史的历史，不可能的历史。

现代主义的文学叙事当然还是比较有节制的，但也是不断地在邪性上加码。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总是有些邪乎，如果不邪乎几乎不能创造出震惊的效果。以至于什克洛夫斯基把“陌生化”作为艺术创造的第一准则时，它其实主要是在归纳现代主义的经验。在走向怪异和邪性这一点，后现代主义倒是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看看被称作后现代主义开山之作的小说纳博科夫1959年写下的《洛丽塔》，那是一个中年男子与养女的畸形恋，与“邪性”脱不了干系。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被视为后现代小说的救命稻草，其邪性可能就是主要特征了。卡尔维诺也是因为那么一点邪性而具有奇妙，几乎使约翰·巴思重新看到小说前景。

当然，后现代小说就其邪性这一点上，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这里达到高峰，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就是玩弄“邪性”的大师。当然，这部小说也不难看出受马尔克斯的影响最为显著，蛤蟆湾子就是《百年孤独》的那个马孔村的翻版，二者之间的人物也不难找到性格、行为和命运的相似之处。当然，一部作品与前此名著或经典文本有共同处并不奇怪，按照布鲁姆的看法，西方作家诗人都有他们的父亲，他们总是处于父亲影响焦虑中。对于莎士比亚后来的作家来说，莎士比亚就是他们共同的永久的父亲，他们无法摆脱他的阴影。即使独创性如博尔赫斯也依然逃不出莎士比亚的影响。布鲁姆此说恰恰是针对那些有独创性的作家，他们总是要在父亲的影响来与父亲比拼，要胜过父亲的愿望促使他们无畏地创新。当然，在《河父海母》与《百年孤独》之间，到底多少经验和内涵是相似的，需要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从我的阅读经验来看，《河父海母》还是有着鲜明的中国本土经验，他更注重自然生存史，更偏向写出生长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民族的那种生存韧性，这与玛雅文化中的人们的生存很不相同，后者的那种魔幻被李玉文转化为一系邪性，这是更为本真的没有宗教的自然人本主义，没有马尔克斯笔下的那种文化神秘的无穷性，没有马尔克斯的支配着人的文化的力量。李玉文这里只是自然的邪性，不管是生殖欲望还是与自然构成的关系，都只是本真的和平面的。也正因为此，这些邪性乃是乡土中国的传说，一些无法进入历史的野史，更准确地说，那只是野合的历史。

在这一意义上，自然野史如何与社会史相混淆，可能是一种更强大有力的叙事，这需要更加透彻的思想意识，有一种对整个现代性的反思思绪贯穿于小说叙事中。就《河父海母》而言，它所表达的邪性还显得有些散乱且过度，作者的叙事就是凭着邪性奔涌，到处都是生命误入歧途的痕迹，作者的叙述只是在将邪性进行到底。邪性太多了反倒让人看不清生活和生命的真相，对于小说叙事来说，在现代主义之后，没有邪性肯定压不住小说的阵脚，叙述的动力资源就不充足，但动人邪性不需多，那样才会让邪性发挥最有效率的作用。黄河的历史就是自然史，就是没有文化的历史，就是生生不息的天人合一的历史，天人合一，那是什么？不是什么深奥的哲学，而是最平实，最具有敞开性的生命呈现的事实。小说有意回避中国现代性的政治社会史，而去书写中国乡村的自然史，在这一意义上，作者无疑有其独到之处。我们当然也会发问，这种自然史更加真实吗？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只是本文的篇幅所限无法展开。尽管有些不满足，我们还是要承认，小说倾注于表现的那种邪性还是写出了生命不安分的行动，就是生命自己寻求天人合一的那种“他者的单一性”。我相信，李玉文的叙事有他独特的对生命、对中国乡村的历史，对乡村的现实命运都有独到的认识，他的《河父海母》几乎要触动黄河生存事相的最本真的事实，确实，在今天中国的文学中，这样的作品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陈晓明，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本文发表于2008年4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时有删节，以上为原文。

http://www.gmw.cn/01gmrb/2008-04/21/content_76414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