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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默然在中华剧场

李默然:默然仙逝 辉煌谢幕

为了迎接十八大，光明日报开辟了“名家视点”专栏。我第一时间拨通了默然老师的手机，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一是我到北京去采访，二是老人先写个纲，我到北京后面谈。默然老师爽快地答应了第二种方式。
11月6日下午3时50分，我正在北京准备十八大报道，突然接到老人电话，稿子写完了。“李老师，我已经到北京了，马上就能到您家。”我说。老人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地址：朝阳区太阳宫新纪家园五号，生怕我走错了。
放下电话，我直奔报社地下车库，马师傅二话没说，拉着我直奔太阳宫。

(1)
今年4月，默然老师曾在沈阳举办了一个中国戏剧（戏曲）导·表演艺术体系论坛，我到会议现场看望了他，并认真地听了他慷慨激昂的发言。由于当天还有其他采访任务，他讲话完毕我就离席了。晚上，听召集会议的刘华蓉同志讲，默然老师几次问起她：“为什么不把玉才留下来吃饭。”
今年9月下旬，记者在沈阳突然接到老人电话，“玉才，最近闲着没事，把脑子里常常出现的问题，杂乱无章地写了下来，请您看看。如用、可润色、修正。不用，暂放您处。”默然老师说话总是这么客气，从不盛气凌人。我急忙打发刚刚毕业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去见老人。9月24日，儿子告诉我“在北京医院见到爷爷了，手稿马上捎回沈阳。”“爷爷在医院？”我急忙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儿子告诉我：“就是常规的身体检查。”收到老人的手稿《奥运启示》，满满的11篇，其中谈到中国在伦敦获得38枚金牌、奖牌总数列第二位，字里行间充满了中国人的自豪感。谈到女排的失败，老人很专业地从思想、训练、指挥、状态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原因，对中国三大球充满了焦虑。
因为奥运已经过去一个多月，而报纸最关注的又是时效，所以，我没有忍心难为报社编辑。恰好这次开辟“名人视点”专栏，我终于可以让老人直抒胸意了。

(2)
默然老师家住的小区一如它在沈阳住的小区，绝对不像某些媒体说的那样是什么高档小区。上了八楼电梯右拐再左拐，需要借助手机的光亮才找到了门牌号“801”。刚一进门，往左边的卧室一看，老人的背影依然高大魁梧。或许是半年不见的缘故，突然觉得老人苍老了许多。“刘勇咋没来呢，老苗还好么？”刘勇是记者站的一位年轻同志，老苗是记者站老站长。“国锋今天从十八大会场给我打电话了，说中央领导到代表团看望了大家。”宋国锋是默然老师在辽艺的接班人，十八大代表。默然老师来北京生活了一年多，明显开始念旧了。
“十八大是一次盛会，我应当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默然老师说，“首先，我从大文化的角度，谈了一下中国近十年来的科学技术、文化成果，然后，又结合蔡武部长的讲话，谈了一下对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见。”
“李老师，稿子整理完后，我送给您看看。”“不用，我信任你。”默然老师一如既往的痛快。“那，李老师，我先走了。”“啊，你现在就走啊！”语气中明显感觉到老人的不舍。我告诉老人：“我从单位要的车，老师傅还在楼下等着哪。”然后握手与老人告别。
本来，我是带着相机，准备给老人拍几张照片的，可是，眼见着老人的目光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炯炯有神了，这种情况下拍照，会让一生都是硬汉形象的老人难为情的，所以我悄悄打消了拍照的念头。
从默然老师家出来，我一眼看见小区对面就是一个地铁站。于是告诉马师傅，“过几天送报纸，我坐地铁，不麻烦您了。”心里盘算着，这样我就可以在老人身边多呆一会。
晚上回到宾馆，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老人温柔的目光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以前，在沈阳的时候，多次去过老人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忧心忡忡、牵肠挂肚。晚上10点17分，含着眼泪在个人微博上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下午去朝阳区太阳宫新纪家园李默然老师家，进屋直奔老人卧室，坐在轮椅上的背影依然高大。转过身来，发现老人苍老了许多。真怀念银幕上那个英姿勃发的邓大人。热烈地聊了一会，我该走了，“这就走啊”’老人隐隐有些不舍。我说：单位司机在楼下等着。关门、下楼，上车，展开老人手写的稿件，眼角有泪花。

(3)
在我很小的时候，默然老师就是我的偶像。尤其是他在《甲午风云》里把辫子一甩，手握舵把，驾驶着致远号向敌指挥舰撞去的场面，每每让我热血沸腾。198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沈阳后，经常面对着坐落在皇姑区北陵大街的一栋老楼，像麦加圣地一样朝拜——那里面住着我最敬爱的李默然老师。直到2006年我调入光明日报，与叶辉、苗家生一起采访默然老师，才第一次走进老人那幢整洁朴素的家。
叶辉老师在《李默然采访手记》里真实地记录了我们第一次走进老人家的感受：李默然身披一件对襟毛衣为我们开门，花白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去，身体发胖已显得有些臃肿，那独特的桔子皮脸，那坑坑洼洼起伏不平的丘陵已变得不那么明显。
长篇人物通讯《李默然：一出演不完的剧》从写作、到修改、到发表，期间我们多次往返默然老师家，并从此与这位老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默然老师与光明日报多年来一直保持密切的交往和合作，每当默然老师有重大作品问世，报纸都给予及时关注。默然老师也坚持多年一直自费订阅光明日报。2007年开始，记者站开始为老人赠报，每年一到十月份，就早早地给老人订上。稍晚几天，老人就花钱自己订了。
后来，我又协调我的“老东家”，为默然老师赠送了一份《辽宁日报》。默然老师有些小事找到我们，我们也都尽力协调、帮忙。深入的交往和细致的沟通让我们成了忘年交。在很多个场合，默然老师都说：“光明日报的记者都特别诚实，言而有信。”
于是，从2008年奥运会、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甚至包括全国两会，每逢重要历史节点，人们在光明日报上都能听到默然老师的声音。老人在沈阳发起成立老艺术家协会，在大连召开“新时期艺术发展趋势与价值取向理论”研讨会，在沈阳举办中国戏剧（戏曲）导·表演艺术体系论坛，都会吩咐人第一时间通知光明日报辽宁记者站。2010年5月，我又一次来到老人家，希望老人能给光明日报写一句祝福的话。老人领着记者，走上台阶上的小厅，来到一张书案前，挥笔写下八个遒劲的大字：“光明日报，前程光明” ，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2010年9月17日，与默然老师相濡以沫一个甲子的老伴——龙潮（原名苏玉坤）撒手人间，离他西去。这一天，离他们“钻石婚”纪念日只差5天。噩耗传来，默然老师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儿子李龙吟怕父亲孤单，送走母亲后，特意把默然老师接到北京，一住就是一年多，直到去世。2011年春天，默然老师委托别人，通过电子邮箱，发过来一篇纪念老伴的稿子，语气仍是那么谦和，“能发就发，不能发别勉强。”感谢我的同事们，每一篇我发过去的默然老师稿件，都能在报纸上见到影子。当年4月1日，光明日报以《老伴：我的良师和益友》为题，发表了默然老师的纪念文章，老人特意打电话向我表示感谢。
我本来以为，文章发表后，应该能够抚慰一个老人对老伴的思念之情，熟料两年之后，默然老师还是追随老伴去了。

(4)
11月8日晚上，我正在案头整理老人递给我的手稿，忽然接到一个同事的电话，“网上说，默然老师走了？”我急忙放下同事电话，拨通了老人的手机号码，“系统忙、稍候再拨。”手机居然没停，我心中升腾起无限希望，但愿网上说的都是胡说八道。然而，接下来拨到家里座机的电话，打破了我的所有侥幸——仅仅两天之后，默然老师真的走了，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天堂里多了一个老艺术家，世上再无李默然。我伏在桌子上，任悲痛的泪水恣肆地流淌。
面对铺在桌面上的老人绝笔，我心如刀绞，手足无措。报社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全文发表老人临终前两天写给本报的文章。11月11日，《一切皆因有强大的祖国》发表在光明日报15版头条，手捧着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我忽然又想到了老人家小区门口的那个地铁站。默然老师，我坐哪一班地铁才能再见到您？
默然老师和我的父亲同龄。我和父亲每年见面的次数同与默然老师见面的次数差不多。父亲用农民的坚韧和付出把我从一个农村的孩子培养成北京大学的学生；默然老师用一个老艺术家的襟怀引导我做一个诚信的、负责任的、严于律己的光明日报人。
老人对自己严格，对别人却宽厚仁慈。他是第一个做广告的影视界名人，也是第一个发誓不再做广告的人。1989年，他为“三九胃泰”做广告，只向厂家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资助戏剧家协会20万元钱办戏剧节，二是必须加上一句台词——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应该遭到全社会的谴责。广告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观众无法接受心目中的英雄和商业利益挂钩。“我什么权利都有，就是没有权利伤害观众的心，以后，我再也不拍广告了。”某药厂厂长拎着一袋子钱堵在他家门口，他避而不见。然而，当本报记者写稿时，提到了他不做广告这件事，他却毫不犹豫地把这段划掉了。他说：“观众是接受不了我这个‘邓大人’做广告，其他演员如果能够通过做广告，打开优质产品的销路，提高了员工的收入，这也是一件大好事。所以说，我不做广告不等于别人也不能做广告。默然老师为了自己一次伤害观众的举动一诺千金20多年，也安贫乐道了20多年。一个人要压抑住多少贪婪的欲望，做出多大的牺牲，才能成就其一世的英名。默然老师没有私人飞机、没有大别墅，但是，他有比飞机飞得更高的思想境界，和比别墅更充盈的精神财富。
光明日报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11月12日，默然老师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本报记者第一时间来到追悼会现场，送默然老师最后一程。11月13日光明日报在四版头题位置，刊发了《各界人士在京送别李默然》；今天，何东平总编又嘱我写这篇纪念文章，如果默然老师在天之灵有知，亦应当安慰。
青山披素哀星陨，松柏含悲忆默然。两袖清风驾鹤去，一世英名万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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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默然老师与作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