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及人：城市规划需民众参与

中国房地产报　2005.09.19

(注：这一篇访问，是在一年半以前发表的。今天再返回看看，网友们，您觉得我们中国的城市规划一年半来进步多少？饶及人 2007年2月7日于北京。）

 

■本报记者 吴荆卉 管谨严 北京报道

 

  中国房地产报：现在国内很多社区都流行“国际化”的提法和称谓，您认为这种提法是否妥当？到底什么才是“国际化社区”？

 

  饶及人：“社区”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引进的。“国际化”意味着不仅要让中国人喜欢，也得让外国人喜欢。国际化社区的定义应该有一个量化的标准，不能靠喊口号喊出来。首先得让居民住得非常舒服，家就是让人休息的。隐私和舒适度是建设一个国际化社区必备的条件。

  中国房地产报：您认为中国城市规划现存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饶及人：首先，我觉得中国城市规划现在处于摸索阶段。很多城市急于树立形象，而丧失了它本身的地位和特色。

  其次，虽然我国政府和老百姓的规划意识很强，但共识比较少。

  第三，公众参与性不强，领导意识非常强，就像一家之主如果装修厨房，不去问自己的太太，等到装修好了，自己的太太觉得使用起来不方便，就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所以说，一家之主装修厨房去问自己的太太并不是说就失去了自己的决策权，而是应该尊重太太的使用习惯。现在很多城市也是这样，规划的时候不问自己的市民，而是单凭领导意志办事，也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问卷调查做得不够普及，过程中民众参与的机会太少。

  第四，现在中国的规划容易急功近利，这有体制上的问题。现在很多政府在规划的时候实行“关后门”，规定一个规划必须要在国庆或者特定日期内做出来。这也是没有考虑到规划是个长远的计划，仓促做出的决策必然没有持续性。

  第五，现在规划师和规划部门地位不高，规划的力度小。

  中国房地产报：您认为政府在规划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

  饶及人：我在《十年规划中国情》中专门讲了这个问题。比方说纽约的整个规划过程，纽约的城市立法是从下而上的。同样，要产生规划法也是经历了从环境评估报告—社区—工经会—区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市议会—市长—议会三分之二票否决市长的漫长过程。这让纽约的立法有个完整的程序，不是任何一个领导可以推翻的。而中国的规划委员会则常流于形式。

  中国房地产报：现在城市化过程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您觉得中国的城市适合走哪条道路？国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值得借鉴，哪些应该避免？

  饶及人：现在国际上所有的城市开发无外乎两种选择：曼哈顿式和花园式。对于中国来讲，因为幅员过于辽阔，每个城市的交通、天气、人口各方面都呈现出很多差异，所以中国应该考虑到区域问题，分成三个大区域或者四个大板块来做。

  简单来讲，沿海的城市适合走曼哈顿模式。因为这些城市的人口多，经济也比较发达，比较适合高密度的集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都适合这样的集中式高密度建设。但是应该注意相应的城市边缘界限，不要把周围的乡村漫无边际地统统划到城市里来。而一些二三线城市则可以考虑花园式的发展。

  但是总体来说，现在很多城市规划建设目的都不明确，配套设施还不完善。应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城市规划并不是一个时髦的东西，是有一个从昨天跨越今天走向明天的漫长过程。

  中国房地产报：据称“社区”概念最早是由您引入中国的，为什么觉得这个概念很重要？

  饶及人：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社区”的概念不同于我们现在常说的“小区”，更不是某个楼盘。社区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可以让居民不离开社区就可以很舒适地生活。社区主要是由政府开发管理的，而不是像小区一样是由某个开发商开发管理。社区包含着小区，就好像行政体制下县政府管理乡政府一样。社区有一个相对严格的人口定义，如纽约就是50万人一个社区，总共14个社区。社区在整个城市中的地位很重要。中国人有句老话，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样道理，只有规划管理好社区，才能进一步规划管理好一个区，进而规划管理好一个城市。

  中国房地产报：“新社区主义”也是现在炒得很热的一个概念，中国是否可以借鉴这一概念来规划自己的城市？

  饶及人：“新社区主义”是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开始流行的，其初衷是为了加强邻里关系，让美国人出行不再过分依赖于汽车，让人和人之间不要太陌生，社区里面生活消费用五分钟的步行半径就可以解决。这一思想针对性比较强，不是万能丹，不能头疼的时候吃退烧药或者止泻药。对于中国规划来说可以借鉴，但不要盲从。

  中国房地产报：这次论坛的议题是“创新城市管理”，您对此怎么看？

  饶及人：现在中国的城市管理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常常会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原则。要想真正创新城市管理，一定要让大众参与，让大众监督。城市规划就是要为了让更多的大众舒适地居住，而不是为了政府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