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交往

        我与刘永仁的交往。我们是中学的同学，在金沙农场中学共度了三年的初中学生时光，相互间很谈得来。回农场后刘永仁进了汽车队，后来调到了小车班。我回了十五连后又调到二十一、二十二连，最后我也搬到场部。大家晚上都到灯光广场走大步，每次他都在我后面走，那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走你前头吧。我没说话，他在我前头走过拐弯然后不声不响地向北离开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的心头突然袭来一阵酸楚，我没吱声，默默的看着他离去。第二天，农场原来的党委书记一个哈尔滨青年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他回农场了，我问他在哪。他却说你不知道呀？刘永仁走了。我说：不可能，昨天还跟我走大步来，他说我是为送他最后一程回来的。送走刘永仁后我为故去的老同学写了一首送别他的诗。

        我与刘荣彦的交往。我曾同刘荣彦都住在北兴农场的龙庆队，他比我大我叫他刘哥，我去金沙农场读初中那年他上初三，那时北兴到金沙农场没有客车，我们要步行而去，刘荣彦年长些，是他帮着我背着行李走山路穿过北兴的大东然后乘汽车到了学校，我在金沙中学的这三年的六个学期都是搭乘北兴到总场的顺便汽车去学校或回家的，暑假就备一块雨布、冬天就挤在露天的车厢上相依相偎抵御寒冷经常是雪花飘了我们满身。他这次农历辛丑年回北兴特意在七月三十一日作了一幅画赠给了我，画面是彩色牡丹。他是应邀回来为农场作大幅画作的，那幅画画的是田间麦收作业的场景，非常有气魄。那一年天气非常热，他在画架上上上下下，他光着脊梁作画，我用手机给他照了好几幅照片。他说：“这多不雅观！”我说：“这才真实嘛。”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送了我一幅画，这是我头次收到一位知名画家的馈赠。他在他的画作上署上了他的名字，他是在那一天把我找到他住的宾馆里把他的画给了我，我一定会好好的珍藏起来，我不会出售他的这副作品，因为这幅画见证了我们之间的友谊，那种普通人之间的揉进乡情的友谊。第二年再次回农场为农场作画，还是在北兴农场全民健身中心，只是向南移到一个走廊处，那里向西有个小门开着，屋里不再闷热，他抱作画的纸贴在间壁上，画了早期农场午间休息时的两栋马架子，还画了大爬犁坐着奔赴开荒点的青年人，以及扬场、田间人工割麦子的场面。他两次来场我都用手机照了他的工作场景留作纪念。

       我与七台河诗友的交往。任波常去七台河市，都是住在妻侄刘树林的家中，他的楼在东方花园小区，隔道就是齐市房地产局。道南有小店铺，其中就有卖小吃的，在哪里我遇见了凌云尚，与他交谈甚欢，通过他我结识了石东勃、李振国、卢国成、王文雨一干文友，经常在一起聚会，那时我的工资是这些文友中最低的，所以每次聚会他们都不让我拿钱，只是酒不能少，大家每每都酩酊大醉。有一次在一家农家小店，我们从中午喝到日傍西山，每个人都在一斤开外，他们都比我喝得多。遇到雨天、星期天休息，就打电话相邀聚酒。在一起时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但是这些人自制力都很强，没有出格的。相聚时最多的话题就是诗词，大家各抒己见，有时为见解相争也时有发生，争不出结果下一次见面再聊。我在那段时间颇有受益。后来我回北兴农场，但交往依旧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在兴龙潭请他们做客，是我与朋友交往中最快意的一次，他们劝我别在景区里请客，但是在北兴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虽然我用光了我半年积攒的零花钱，因为我实现了我多年的心愿，了了一桩心事，从心里往外畅快。

        我与知识青年的交往，这里主要是与宁波青年华正焱的交往。他会绘画尤其擅长人物肖像，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家里没有母亲的单张大照片。我找到华正焱，请他给我母亲画了一张肖像。那年我到宁波出差找到华正焱当面跟他再次道谢。我问了他连里的宁波青年，想跟他们见面。华正焱说，宁波青年到能找几个，可他们都过的都不算太好，你找到他们你请客他们不会让你结账，他们会为难的。听他这么一说我只好打消了与他们见面的想法。他给我母亲画的肖像现在还挂在我父亲生前住的屋子里。

         我与农垦科学院的交往。主要是与农垦科学院作物所所长祝宝林、作物所的生物技术室主任卢林纲以及成员张玉红间的交往。他们都在黑龙江农垦科学院作物所工作。我每次到农垦科学院都是先上他们的田间小区看后再到所里找他们交流，这在我们之间已不是秘密了。通过根瘤菌技术我还认识了中国科学院的范蕙研究员，他们曾到北兴农场采集过大豆根瘤菌群。在评定职称时，祝所长是垦区职称评定的主要责任人，他跟我说：你把三千元职称评审费交来，你的成果都摆在那里。但当时我听到具有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退休的工资是一样的都是十三个月的说法，我那时手头紧所以我就放弃了这次机会。合江科研所与农垦科学院不远，他们的小区谱系挨得很近，所以有许多和合字号的谱系北兴农场也试验过。

         我与李敢峰的交往。他是大学毕业后来到北兴农场的，那年我因家里人多也住在宿舍里，他跟我住同一个宿舍，头天我们就聊的很晚，完全没有我想象的那种大学生的高傲。转过年播种时因为土地整得过细，播种机大轮下陷，在播种机开沟器三角拉杆与壅起一大堆耕土，机车被迫停了下来。敢峰（这是混熟后大家对他的称呼）跳下来就用手扒壅起的土。这给了大家极好的印象，再也不把他当做外来的人了。后来我调到二十二连，他调到三十连当连长，他找到我要把我调到三十连当副指导员，过些日子好当指导员与他搭班子，我没答应他，当时我就是想做技术工作。他调管局后我到管局只要他在家我就会去他家跟他聊天。敢峰分工管理干部时，有一次他问我；“要不你到那个农场当副场长的了，除了友谊和北兴去哪个农场都行。”我对他说：“我不当啥副场长，我只希望能搞实验。”后来有人问我：“敢峰让你当副场长，为啥你拒绝了？”我回答那人：“我不喜欢当官，当官后有人求到你答不答应？那样对敢峰也不好。”我在东农获得大专学历回到北兴，他又问我：“你想干啥工作？去基层还是到机关？”我说：“我还是想搞实验。”我告诉他我还是想搞实验，敢峰无奈只好把我安排在试验站却让我当负责技术的副站长。到了试验站我就从小区里划出一块地方设了个栽培试验小区，技术负责就是我自己。敢峰又找到我问：“你咋不搞品种实验那？”我依然我行我素，我牢记了东农老师的话：人在世上要有与别人不同之处才可立足。当我在年度农学会每年都有新论文宣读后，敢峰就不再提要我当官的事了。

        我与褚建平的交往。褚建平原红兴隆史志办主任。我们的交往始于《北兴农场志》（1999～2000）的编写和《北兴年鉴》的编撰，他的认真和坚持在红兴隆史志界是有名的，认真和倔强是他的本色。而我得认真也是有名的。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为此发生争论是经常发生的。褚建平在《红兴隆日报社》当过编辑，他的强项是善于发现语法和文字上的差误并进更正，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则偏重于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和史料的收集，我绝不轻信前人的结论和人云亦云，即使是印在书上的文字。我们之间是经常发生争论的。我和他之还是酒友，他家就在从管局客运站下车后往南走正对着的笔直小区道路旁边，那有个很经济的市场小吃。与他相见收件时每次喝酒到酩酊大醉，我实际没有他能喝，关键是他的热情让我无法拒绝。我多数住在站点的朝南的小旅馆里，小单间很安全，我不去不远的宾馆住，那的条件要更好，但这里一宿只需要十元，这给了我极大的方便，可以节省下出差的补贴，以补贴我的饭费，这是我从打给农场出差就形成的习惯，当然我每天只在晚上吃一次有菜的，这个菜几乎千篇一律是辣豆腐，一盘辣豆腐最早只需八分钱即够。

我的老师

我的小学老师也就是我的第一位老师是袁凤仙，她是转业官兵的一员。当时的五分场在分场部设立了小学教学班，她是全校唯一的老师，教室就设在还没完工的分场大礼堂里，高大的建筑显得空旷的礼堂里便充满了孩子们的嘻闹随风飘向长空。我因在家中跟母亲认得不少字，所以袁老师就让我直接跳班到三年级，她的弟弟袁丰年跟我在一个班里读书。袁老师的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空心字，他是在纸上直接写。

        我的中学老师。我的初中是在金沙农场中学上的，去上学要穿过那丹哈达拉岭。我的老师大多数是从部队里来的，上学的时候我只觉得我的老师老厉害了。我上中学的第一堂课是数学课，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位女老师，她的个子不很高，笑眯眯的却有一股让你感到一种和蔼中自带着的威严。开课那天值日生忘记了把讲台两边的窗户关好。班长喊完起立她让大家坐下，看着大家显得有些拘谨的样子，关老师呵呵一乐笑着说了一句俏皮嗑：“讲台穿堂风，当间儿冻先生。”说完她关上了南边进风那面的窗户。教室里响起同学们的被老师沟通后的笑声。她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她的名字：关有贤，并开始讲课，她根本不看她手里的教案，课讲得既明白又风趣，一点都不枯燥。我的语文老师叫林一青，是他的鼓励让我走进了诗歌的殿堂。林老师在他给我们新生上的第一堂课板书了一首诗，至今我仍记得其中的一句：书到用时方恨少。教地理的老师曾是国民党的军队的作战参谋。我的体育老师姓黄，矮个子却显得精明干练，他跑起步来总愿意昂着头快步跑着。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些中学老师都是有来头的，据说林一青等老师他们都曾在解放军日报当过编辑。

        我的大学老师。我在东北农学院的老师都是学校里的骨干教员，教我们生物统计课的孟庆喜老师是王金陵教授的学生，教我们植物学的王老师记得是教研室的主任，他们都是本行业中的出类拔萃的人。这些老师讲课风趣有特色，他们都尽他们的全力把课讲得尽可能的通俗易懂。我们在专业性极强的课程上也受到了良好的传授。即使毕业离校也依然在我们有求时有求必应。我在离校后还在实验设计、论文撰写上得到老师的帮助，我把第一篇论文寄给了我的老师，他一丝不苟地用红钢笔批改了我的论文，多年后看到老师的笔迹依然让我感动。我深深怀念他们怀念他们的谆谆教诲。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在农场的科研、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我感谢这些老师！我的大学校舍离阿城原种场比较近，那有两栋楼耸立在高岗上。那里有一个火车的临时停靠站，停的时间很短，我们就在那儿搭乘火车来往于本校和学院间。

《北兴农场志》的纂写

    从资料收集算起《北兴农场志》的编写共历时近九个年头，开始文字编写时正好妻子去陪读已被我送回她的父母身边的小孙女，我的想法是加深她与她的父母间的感情，孩子头次离开她奶奶不能适应，到她父母没多久，孩子因为想念我们而满嘴起大泡，我只好让妻子去陪读，可我自己在家饭不能应时应晌，又赶上写场志书需要外出查阅资料和进行写作，我就也去了七台河。到了七台河便每天起早写书，歇息时就开始用写诗词来调节。

2008年1月《北兴农场志》印刷出版发行。《北兴农场志》（1999~2000）于2008 年1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任波，书号：ISBN978-7-207-07629-8/K·859。中国版本图书馆CIP（2008）第007837号。全书文字53页、120万字、图片27页、133幅。北兴农场志（1955～2000）已被录为搜狗百科词条。词条包含作品的简介、作品目录。 在2015年年鉴列出专门条目对《北兴农场志》中出现的文字差误作了更正。全书共有55处差误，差误率远低于国家对志书类出版物的要求。

《北兴年鉴》的编辑和印刷

    北兴农场的年鉴是由红兴隆史志办统一安排从2002年开始编撰。作为史志人员的练笔，任波要求史志办成员都要参加对条目的编撰，并把条目按类和分工要求分配了下去。任波找到党委书请他写一篇文章，作为特载登载在农场的年鉴上却被这位书记拒绝了，任波只好把农场党委副书记在农场强化思想政治工作暨向左静同志学习大会上的讲话作为特载印在了书里。任波到印刷厂排出样书送农场审阅，这位书记以他不知道出的是大年鉴为由要求重新印刷，并说不就是钱的事吗，我来解决。这时我也发现了书中有几个错别字，想趁这个机会予以更正。当我向出版商提出重印年鉴的时候，出版厂家说那可是要再花钱的，我把这位书记的话告诉了厂家，出版厂家一脸无奈的说：既然不怕花钱那就出吧。于是《北兴年鉴》（2002）这一期便有了衬页白色和黄色两个版本，衬页为白色的为第一次印刷的那本，衬页为黄色的为第二次应那位党委书记要求印刷的。这位书记要求任波把重印的那个版本全部销毁，任波做资料留下了几本。

       此后北兴农场还出版了《北兴年鉴》（2003～2004）、《北兴年鉴》（2009～2012）、《北兴年鉴》（2013～2014）、《北兴年鉴》（2015），《北兴年鉴》经任波手印刷的共有五个版本，时间跨度断续十年。2001年任波开始带领史志办全体在农场档案馆查阅农场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又到省内外以及垦区内外有关档案馆查阅档案，至今还有部分查档记录保存。我用方格稿纸本来记录查到的资料，每行方格写两行，这样每行顶着稿纸边，每张稿纸都密密麻麻写得满满的。为撰写场志收集资料而把场年鉴的资料收集积累交代给在家人员，特别嘱咐隋福文关注这件事情，结果隋福文也给忘了。望着老隋歉意的表情我无法再责备他了。因此导致《北兴年鉴》（2005～2008）断撰，也留也下年鉴编辑工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