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完成《北兴农场志》（1955~2000）编写和《北兴年鉴》的发行。

      农场志书的编写。

      这方面任波已经在志书的后记和修志始末中写清楚了。同时在2015年年鉴列出专门条目对《北兴农场志》中出现的文字差误作了更正。全书共有55处差误，误率远低于国家对志书类出版物的要求。2008年1月《北兴农场志》印刷出版发行，全书共有一百二十万字、由任波担任主编，有彩页二十六面、一百三十三幅，书前有序、书后有跋。从资料收集算起《北兴农场志》的编写共历时近九个年头，开始文字编写时正好妻子去陪读已被我送回她的父母身边的小孙女，我的想法是加深她与她的父母间的感情，孩子头次离开她奶奶不能适应，到她父母没多久，孩子因为想念我们而满嘴起大泡，我只好让妻子去陪读，可我自己在家饭不能应时应晌，又赶上写场志书需要外出查阅资料和进行写作，我就也去了七台河。到了七台河便每天起早写书，歇息时就开始用写诗词来调节。征得省图书馆的同意我影印了一套完整的《钦定词谱》已满足我的需求，在查阅时发现《词谱》存在一些差误，我便开始产生对《词谱》差误进行查找的想法，虽然有很大的困难，还要学习古音律。但《钦谱》目前采用的方法有明显的不足。这将在另外之处予以论述，

      年鉴的编辑和印刷。

      北兴农场的年鉴是在红兴隆管局史志办统一安排下进行的。从2000年开始编撰。作为史志人员的练笔，任波要求史志办成员都要参加对条目的编撰，并把条目按类和分工要求分配了下去。任波找到党委书请他写一篇文章，作为特载登载在农场的年鉴上却被这位书记拒绝了，任波只好把农场党委副书记在农场强化思想政治工作暨向左静同志学习大会上的讲话作为特载印在了书里。任波到印刷厂排出样书送农场审阅，这位书记以他不知道出的是大年鉴为由要求重新印刷，并说不就是钱的事吗，我来解决。这时我也发现了书中有几个错别字，想趁这个机会予以更正。当我向出版商提出重印年鉴的时候，出版厂家说那可是要再花钱的，我把这位书记的话告诉了厂家，出版厂家一脸无奈的说：既然不怕花钱那就出吧。于是《北兴年鉴》（2002）这一期便有了衬页白色和黄色两个版本，衬页为白色的为第一次印刷的那本，衬页为黄色的为第二次应那位党委书记要求印刷的。这位书记要求任波把重印的那个版本全部销毁，任波没听留下了几本当资料。

       此后任波编写了《北兴年鉴》（2003~2004）、《北兴年鉴》（2009~2012）、《北兴年鉴》（2013~2014）、《北兴年鉴》（2015）诸版本。任波带领史志办全体于2001年在设在机关二楼的农场档案室查阅了农场档案室的全部档案。随后在垦区内外、省内外查阅了与北兴农场有关的档案。为了全力编写场志任波把查阅资料的工作交给了志办在家人员，特意嘱咐隋福文在家督促。结果他给忘了，看着老隋无奈的表情，任波未再说啥。

       五、我与十五连文艺宣传队。

       十五连的文艺演出活动最早是在六十年代，他们的成员任波尚有记忆的有穆玉成、张海忠等。我还看过甘肇基、杨淑琴那一批的演出，那一批有一人专门唱二人转。至今我尚记得的其中的几句台词：

       男：叫老婆！

       女：干什么？

       男：你看西面着了火！

       合：烧了东西可了不得！咿乎呀呼嗨乎嗨！

       兵团时期的十五连宣传队在农场很有点名气，他们中间出了一些人才。原本在农工排当排长的胡宗琪就被选拔到团宣传队在团宣传队演出的《沙家浜》演主角郭建光。后来他离开农场到北京一个部队的文艺团体当了导演，有一次我到北京曾去那个文艺团体看过他，他很忙不时有演员找他我询问演出上的事，我见他很忙碌，事业很成功，，就静静离开没有跟他告别。此外还有甄杰、他兼作导演和艺术指导的活，我在其间名义上的领导，工作主要由他们作，演出的节目也多为表演唱。那时文艺骨干都是正当年的知识青年，也多是白天干活、晚上排练、田间演出。十五连宣传队还排演了独幕小话剧《张思德之歌》在农场大礼堂作为汇报演出时作了压轴节目。说到十五连宣传队不能不提的一个人是施少（韶）华，她会识谱，音高、音长都掌握得很准，缺陷是音色不好，唱歌的时候嗓音发直，她给队里的人作纠正时很是认真的。那年我到北京去，青年北京知青找了一大屋子人跟我见面，在确定人员时征求我的意见，我问能不能找到施大姐？吃饭的时候，施大姐擦着眼角说：任老弟还记得我。施大姐和甄杰是十五连宣传队的两个关键人物。那个年代是一个激情四射的年代。记得常常是白天在地里干活，下班后就在大礼堂排练节目，有时在连部里编写节目时常忙到半夜，第二天在田间休息时给大家演出。1972年大涝年份，宣传队员脚插在泥水里、头顶着烈日表演节目，职工坐在麦个子上观看表演，精彩处时常能听到笑声和掌声。

       六、我的交往。

       我与刘永仁间的交往。我们是中学的同学，在金沙农场中学共度了三年的初中学生时光，相互间很谈得来。回农场后刘永仁进了汽车队，然后来调到了小车班。我回了十五连后又调到二十一、二十二连，几经调动我也搬到场部。那时大家晚上都到灯光广场走大步，每次他都在我后面走，那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走你前头吧。我没说话。他在我前头走过拐弯然后不声不响地向北离开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的心头突然袭来一阵酸楚，我没吱声，默默的看着他离去。第二天，农场原来的党委书记一个哈尔滨青年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他回农场了，我问他在哪。他却说你不知道呀？刘永仁走了。我说：不可能，昨天还跟我走大步来。他说他就在农场殡仪馆那。送走刘永仁后我为故去的老同学写了一首送别他的诗。

       我与刘荣彦间的交往。我曾同刘荣彦都住在北兴农场的龙庆队，他比我大我叫他刘哥，我去金沙农场读初中那年他上初三，那时北兴到金沙农场没有客车，我们要步行而去，刘荣彦年长些，是他帮着我背着行李走山路穿过北兴的大东走到二连然后乘汽车到了学校，我在金沙中学的这三年的六个学期都是搭乘北兴到总场的顺便汽车去学校或回家的，暑假就备一块雨布、冬天就挤在露天的车厢里相依相偎抵御寒冷经常是雪花飘了我们满身。他这次农历辛丑年回北兴特意在七月三十一日作了一幅画赠给了我，画面是彩色牡丹。他是应邀回来为农场作大幅画作的。他是在那一天把我找到他住的宾馆里把他的画给了我，这是我第一次获得一位知名的画家的馈赠，我一定会好好的珍藏起来，我不会出售他的这副作品，因为这幅画见证了我们之间的友谊，那种普通人之间的揉进乡情的友谊。他是在农场北兴全民健身中心里为农场作画的，靠北墙搭了个大架子，画布挂在架子上，刘兄便在架子上上上下下作画，天气太热，他光着脊梁依然汗流浃背。我用手机给他照了好几张像。他说：“这多不雅观。”我说：“这样才真实吗。”他画的是麦收场面，好几台收获机同时作业，场面非常大气壮观，画面中间有“天下粮仓”四个字。第二年，刘兄又给农场作画，这次他依然在那栋房子里作画，只是往南挪到有走廊的地方，西面开有小门，这样就不显得那么热了。这回画的是农场初期的生活场景。画面有两个大马架子及马架子外正在午休时的人们，有一个坐满支边青年的大爬犁正在赶往目的地，爬犁上的人戴着棉帽身边插有红旗；还画了麦收时的劳动场景，割麦子的人或弯腰收割或围坐在马架子外面，还画有扬场的场面，画面风格与去年那幅迥异，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我依然用手机把他作的画和他作画时的场景照了下来。      

       我与七台河诗友的交往。刘树林的楼在东方花园小区，隔道就是齐市房地产局，道南有小店铺，其中就有卖小吃的，在哪里我遇见了凌云尚，与他交谈甚欢，通过他我结识了石东勃、李振国、卢国成、王文雨一干文友，经常在一起聚会，那时我的工资是这些文友中最低的，所以每次聚会他们都不让我拿钱，只是酒不能少，大家每每都酩酊大醉。有一次在一家农家小店，我们从中午喝到日傍西山，每个人都在一斤开外，他们都比我喝得多。遇到雨天、星期天休息，就打电话相邀聚酒。在一起时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但是这些人自制力都很强，没有出格的。相聚时最多的话题就是诗词，大家各抒己见，有时为见解相争也时有发生，争不出结果下一次见面再聊。我在那段时间颇有受益。后来我回北兴农场，但交往依旧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在兴龙潭请他们做客，是我与朋友交往中最快意的一次，他们劝我别在景区里请客，但是在北兴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我也了了一桩心事。

       我与褚建平的交往。我们的交往是始于对《北兴农场志》（1955~2000）的编撰和《北兴年鉴》的编辑出版。褚建平参加了对《北兴农场志》（1955~2000）全书的语法和文字上的纠误，他在这方面的能力和认真坚、持在红兴隆史志界是有名的，他住在北兴农场阅读了《北兴农场志》（1955~2000）全部文稿，逐字逐句对全书进行了文字上的修改。《北兴年鉴》就是在红兴隆史志办的。任波在全书的资料收集和考证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查阅、核实了历史上的尽可能的文字记载，并对一些记载中的差误进行了尽可能的纠正。在我们之间为此发生争论是经常的。褚建平在《红兴隆报社》当过编辑，他的强项是善于发现语法和文字上的误差并予以纠正，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偏重于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和史料的收集，我绝不轻信前人的结论和人云亦云，即使是印在书上的文字，考证是我在《北兴农场志》中经常用到的，我们之间时有争论，这些争论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此外我们还是酒友，每相逢必有豪饮。我在管局去佳木斯公路南侧的一溜小平房里，那里的小旅馆每宿只需十元钱而且是单间，环境安静很适合写东西，我每天就在旁边的小吃部就餐，褚建平的家就在管局的南边。从我住的小旅馆往哪有条道可到他家。每天他都到我的住处与我交流。

       我与李敢峰的交往。我与李敢峰的认识与交往是他1966年9月末从吉林农业大学农学系毕业来到北兴农场龙庆队参加工作开始的。那年我因家里人口多而住在宿舍，恰巧他来到后跟我住在同一个宿舍里，他给我的头个印象是没有大学生的架子，我俩聊了很晚。转过年春播时，由于整地过细，又因为地垄长播种箱装满后又摞了两层种肥袋子，播种机的大轮被深深压倒田土里，这样在播种器的三角拉杆、播种机大架子前壅起一大堆土，机车无奈停了下来，敢峰（这是大家对他的专称）跳下来用手去扒壅起的土，这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后来他调到三十连当连长，我在二十二连。有一天，他找到我跟说想找农场把我调到三十连当副指导员，将来有机会能提当指导员，就可以跟我搭班子了，我没有答应他。敢峰调到管局当副局长后有段时间负责对干部任用的提名，他又找到我说：你到那个农场当副场长吧，除了友谊和北兴到哪都行。我再次拒绝了他，我的想法是要是那样我得下多大的功夫，干好了还行，干不好也会影响敢峰。我从东北农学院学习回北兴，敢峰又问我：“你是下连呐还是到机关？”我对他说：“我还想做技术工作。”他无奈，这样我就到农场试验站当了技术副站长。我一到任就在实验区划了块地做了栽培试验小区。敢峰找到我问我为啥不搞种子实验？你不学这个的嘛！我却牢牢记住了毕业时老师的话：“要想在一地儿立足，你就要有不同与他人的地方。”我没有按照敢峰的希望而继续做栽培试验。当我每年都有新的论文在管局的农学年会上交流，敢峰再也不跟我提要我当官的事了。     

       七、我的老师

       我的小学老师也就是我的第一位老师是袁凤仙，她是转业官兵的一员。当时的五分场在分场部设立了小学教学班，她是全校唯一的老师，教室就设在还没完工的分场大礼堂里，高大的建筑显得空旷的礼堂里便充满了孩子们的嘻闹随风飘向长空。我因在家中跟母亲认得不少字，所以袁老师就让我直接跳班到三年级，她的弟弟袁丰年跟我在一个班里读书。袁老师的父亲写有一手漂亮的空心字，他在纸上直接写。

       我的中学老师。我的初中是在金沙农场中学上的，去上学要穿过那丹哈达拉岭。我的老师大多数是从部队里来的，上学的时候我只觉得我的老师老厉害了。我上中学的第一堂课是数学课，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位女老师，她的个子不很高，笑眯眯的却有一股让你感到一种和蔼中自带着的威严。开课那天值日生忘记了把讲台两边的窗户关好。班长喊完起立她让大家坐下，看着大家显得有些拘谨的样子，关老师呵呵一乐笑着说了一句俏皮嗑：“讲台穿堂风，当间儿冻先生。”说完她关上了南边进风那面的窗户。教室里响起同学们的被老师沟通后的笑声。她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她的名字：关有贤，并开始讲课，她根本不看她手里的教案，课讲得既明白又风趣，一点都不枯燥。我的语文老师叫林一青，是他的鼓励让我走进了诗歌的殿堂。林老师在他给我们新生上的第一堂课板书了一首诗，至今我仍记得其中的一句：书到用时方恨少。教地理的老师曾是国民党的军队的作战参谋。我的体育老师姓黄，矮个子却显得精明干练，他跑起步来总愿意昂着头快步跑着。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些中学老师都是有来头的，据说林一青等老师他们都曾在解放军日报当过编辑。

       我的大学老师。我在东北农学院的老师都是学校里的骨干教员，教我们生物统计课的孟庆喜老师是王金陵教授的学生，教我们植物学的王老师记得是教研室的主任，他们都是本行业中的出类拔萃的人。这些老师讲课风趣有特色，他们都尽他们的全力把课讲得尽可能的通俗易懂。我们在专业性极强的课程上也受到了良好的传授。即使毕业离校也依然在我们有求时有求必应。我在离校后还在实验设计、论文撰写上得到老师的帮助，我把第一篇论文寄给了我的老师，他一丝不苟地用红钢笔批改了我的论文，多年后看到老师的笔迹依然让我感动。我深深怀念他们怀念他们的谆谆教诲。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在农场的科研、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我感谢这些老师！我的大学校舍离阿城原种场比较近，那有两栋楼耸立在高岗上。那里有一个火车的临时停靠站，停的时间很短，我们就在那儿搭乘火车来往于本校和学院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