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青少年时期总有那么几个人对你的影响极大，甚至影响你的性格和人生。这其中，除了父母兄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老师。文立微老师对于我，就是这样的一位师长。
我读卫校时，还是“左”风强盛的时候。我们的儿科学老师就是安乡县人民医院的儿科医师——一位身材瘦小而双目炯炯有神的大学生。当时大学生分到县医院的极少，而我们所在的县医院虽然人不满一百，却在两三年内来了五位，他便是其中之一，个中原因不言而喻。尽管这些大学生都有着不同的坎坷经历，大约由于天性，有他们的地方总是谈笑风生，球场也因他们而热闹了起来。但这位文老师多数情况下总是郁郁寡欢，难得见他一笑。偶尔随着他人的开怀畅笑而略微一哂——对，仅仅那么一哂而已，看不出是心酸的一哂，还是不屑的一哂。
然而他的课讲得极好，慢条斯理地，条分缕析地，深入浅出地，时而结合理论讲一两个生动的病例。他讲课时，班上十分安静，同学们甚至连咳嗽也不敢大声，不是畏惧，只是生怕听漏了一句半句话。然而儿科的课时很少，真的很遗憾。
这位带点神秘味道的老师很快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于是便有多事者去打听，于是他的一些情况就若有若无地传了开来。他父亲曾是国民党军官，但死得早，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在屈辱中把他们拉扯大。他凭着优异的学业考上了中南大学某理科专业，读到大三，因一条小腿患骨髓炎不得不休学治病。腿治好后，他决定改学医，又考入湖南医学院，毕业后便分配到了我们这座县医院。若非父亲的关系，以他的成绩，他极可能分在省城医院的。
儿科，历来被称为“哑科”，因为儿童总是无法表述或者不能清晰地表述自己的病情和感受，全靠医护人员根据他的哭闹、动作、表情去判断，因此需要医护人员特别的耐心和敏锐。上个世纪60年代，县医院一般还未设立儿科，儿科病常与内科病合在一起看。文老师来后开设了儿科病房，他每天查完病房后再去看门诊，还要指导初涉儿科领域的年轻内科医生，还兼有我们的课，确实很忙。然而在儿科病房，只要有重症患儿，他就长久地守候在病房里，过一会儿就去观察病情，并且指导年轻医生和护士怎样观察儿童病情，说得详细耐心。他的医嘱总是非常具体而明确，并且总是要亲自检查医嘱的落实情况——本来这是护士长的事。如有医嘱没有严格按要求完成，针没有按时打，药没有看着家属喂下去，灌肠药的浓度配置不准确……都会遭到他的严厉斥责。因此护士们又很怕他。自他主持儿科业务后，许多过去很难处理的儿科病，现在治疗起来迅速奏效；过去一些看起来治不好的孩子，现在一个个康复出院。大家不由得由衷地敬佩他。他的医名很快在县城里传播开来，以至于邻县的医院有时也请他去会诊。那时他不过二十七八岁，看上去却像是三十开外的人了。
我与文老师的“亲密接触”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1970年，县医院里凡是业务精通的医生，除非是工农出身，一律下放到农村，有的干脆下放到了生产队劳动。文老师也不例外的被“放”到了一个生产大队当“赤脚医生”。我们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是从农村调到卫生院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医院”的，身兼公社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公社党委常委，他也就敢于做一些当时一般人不敢做的事。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带人把文老师从另外那个公社接到了卫生院，使我有机会与文老师朝夕相处，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有些东西使我终身受益。
在公社卫生院，文老师继续着他原有的作风和习惯，并且更仔细，更深入。因为公社卫生院比县医院条件差了许多，护理人员素质就差得更远。不少本来是护理人员做的事，比如输氧，因为不同年龄的儿童，给氧量和给氧速度都不同，他只得一次次地示范给她们看，一次次地检查她们做得是否合格。这些细节，包括我这个曾在县医院儿科实习过的医学生也不完全清楚，何况公社卫生院那些完全以带徒方式训练，从未接触过这些操作的护理人员？
一次，一个六个月大的患儿发热、抽搐入院。与一般的小儿高热惊厥不同，这患儿热度控制后仍然抽搐，而且逐渐出现呼吸不规则。文老师告诉我怎样观察和判断小儿呼吸不规则，说这些家属一般不易发现，等到他们发现时，患儿已经因呼吸衰竭而口唇青紫，或者面色苍白，那时再抢救就迟了。他说这是因为感染、高热导致的脑水肿，颅内压升高引起呼吸中枢受压，属于“脑病”，只要发现得早，处理及时得法，大多数脑病可以逆转。他告诉我处理原则、注意事项，然后带着我治疗和观察这个患儿。两天内，我和他轮流值守，患儿的摇篮权当病床，就放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液体一滴一滴地滴入，氧气一点一点地输入。我们处理完其他病人，就一直盯着这个孩子，充当着他的特别监护。两天后孩子终于脱险。出院时，孩子的妈妈几乎要给文老师跪下来。文老师的这种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在以后几十年行医生涯中活人无数，无不与他的这种言传身教有关。我教乡村医生，带进修实习生，努力像他那样循循善诱，也手把手地教会他们基本操作。
后来文老师回到县医院，再后来他考取了西医学中医的研究生班，毕业后便留在省中医学院任教，还任省中医学院附属一院的急诊科主任。此时他已是副教授了。我去省城总要抽空去看望他。一段时间，他为晋不上正教授苦恼。以他的学历、他的工作成绩，早就该晋了。他的许多在省城的同学都晋了正教授，他却老是晋不上。原因何在？因为晋正高要有专著，而他几十年来汲汲孜孜于抢救病人、授课，不太重视写作，论文倒有一些，“专著，哪有时间去搞？”他一脸无奈。我说，有些晋正高的不过是写了一两个章节几千万把字，编在几十人合编的书里，再走点后门，评审时照样通过。你那么多同学，他们编书时你也弄一章进去不就得了？他说那样行吗？我说你问问你在医科大的同学嘛，保准行！他在医疗业务上那样精湛，在“社会学”上却这样幼稚！
1994年5月吧，我去看他时，他高兴地告诉我，今年晋正高有把握了！学院给他安排了晋升指标，论著也基本通过，下半年就可以批下来。我也着实替他高兴。要知道他已经59岁了，一个孩子正读大学，将来结婚了得给他弄套房子。晋升教授不仅是工资可以提上去，房子也可换成大的啊。他筹划着将来大房子给孩子，自己和老伴再买一套两室一厅的就行了，那花不了多少钱。然而，就在那年6月，我突然得到通知，文老师已经去世！我急忙赶到长沙，他已经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他还只有59岁！他还有孩子等着他分大房子！他的教授职称快要批下来了！他还有许多病人要看，他还有许多学生要教……
转眼间八年过去了！八年来他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我眼前。他的一生坎坷太多太多，付出太多太多，而他的所得太少太少。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即将来临，文老师的忌日也即将来临。我无以为祭，谨以此文并一支香烟、一杯清茶，祭向广袤的清空，愿文老师在天之灵安息！
逝者如风，生者何堪！
补记：此文写成后发在我的新浪博客。2004年，衡山县二中1952级高中同学会在网上搜得这篇文章，编入当年9月同学会所编《通讯》。2012年衡山县史志办公室编撰《文立正传》时收入附录。后文立正亲属陈铁如先生从新浪博客找到我的联系方式，随后给我寄来了《文立正传》。由此我才知道，小说《铁道游击队》中的政委李政，原型就是文立正。而当地人只知道他叫李正，不知道他叫文立正，更不知道他叫文立徵。文立正原名文立徵，衡山县东湖镇天柱村人，是文立微老师的大哥。因为文老师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而文立徵在解放后被当地认为是“外逃人员”“伪军官”，致使文老师一家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直到1983年年底，文立徵的烈士证明书才发放下来，几十年的不白之冤终于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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