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把年纪了，老同学走了不少，前段时间就有郭兴华、陆海等走了，甚是悲伤。当接到老同学陆海去世的消息时，忽地想起那年一起骑自行车去保定的事来。

陆海是初三学生。我们虽不在一个年级，但性情相投，没有隔阂，自然走得较近。

那年，1967年2月，我借同学张强自行车，约陆海一起去趟保定。恰学校“大联筹”一帮人搞了辆大卡车，要组织学校师生去定兴县看大字报，我们正好搭乘一段路。

当时河北省省会已由天津改为保定。省直机关大部分搬迁到了保定，河北省教育局搬到了定兴县。我们所在的河北中学由政法桥头的校园（现为天津外语学校）搬迁到原省教育局的地方。

满载学生的大卡车拐进定兴县城里的河北省教育局大院。我们住在院里一个临时住所里，屋里都是双层床，我们一下子去了那么多人还没能住满。

省教育局大院各个角落都被大字报占满，大字报矛头对准了河北省教育局的主要领导干部，指责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名副其实的“走资派”，其中最惹我们注意的是高三年级一位同学的父亲——省教育局副局长吴涛，大字报披露他不仅是“走资派”，还是一个暗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把从他家里抄出来许多“罪证”亮了出来，集中放在一个带有套间的房间里，举办了一个罪行展览。我到这里看了看，其中有抄家抄出来的似是而非证明他参加国民党的一些材料。我这位老同学兄弟三人都是学校里的学生，运动初期就参加了红卫兵，这一下子因父亲成了“走资派”“特务”而变成了“黑五类”。多么大的反差呀！

我们在定兴县剧院看节目。表演者是来定兴县搞串连的北京“红三司”的造反派们。当他们演出一帮造反派张牙舞爪痛打一位假扮的“保皇派”的节目时，观众席递上去一张纸条，上写“要文斗不要武斗”，惹怒了这帮造反派。他们停止了全部演出，拿出纸条宣读，个个显出勃然大怒的样子，大声斥骂“保皇派”来，称为其辩护可耻之极，喊叫那位在台下写纸条的人“有胆量就上来辩论”。我们厌恶他们这种以势压人的作派，马上走出了剧院。

我们一起骑自行车沿京保公路向南骑行，一路顶风，好不容易到了保定市。这是我小时生活的地方，太熟悉了，可现在却被一种说不上来的恐怖气氛所笼罩。我们去保定市区内的各处看大字报。路过河北省军区机关门口时，看见一帮人围着省军区机关大门闹腾，定睛一看，这帮人正是在定兴县剧院演节目的那一伙北京“红三司”的人，他们竟也来到了保定市，一来就闹事，似一帮泼皮无赖！在保定航校，当沿校园一条小路往前走时，迎面碰上航校一帮造反派用绳索绑着几个头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或“走资派”游街示众……

河北省委机关位于保定市区中心位置，院子不大，全都是平房。当时大院内一片混乱，大字报贴满了各个角落，矛头主要针对省委书记刘子厚，说他是河北省最大的“走资派”。

那天省体育场召开了批斗大会。我家在保定时，省体育场就在家门口，经常到里边玩。体育场里人山人海，一片嘈杂。刘子厚被押解到台上遭受了批斗。随后，造反派给刘子厚穿戴上戏袍上了一辆卡车，拉他游街示众。他们说刘子厚平时喜欢看旧戏，崇拜帝王将相，他就是与帝王将相一个德行，因此给他穿上戏袍羞辱他。他低着头，面部毫无表情……

为稳定局势，中央决定派部队到地方开展“三支两军”工作。当时我父亲从北京到保定参加了这项工作。那时我找到父亲时，他正在开会，主持会的是省军区副政委卢克，我只言片语听到他们研究去保定商校搞军训的事。

陆海父亲陆志国原是河北省公安局局长，文革后“靠边站”，当时住在满城县。陆海骑自行车去满城县看望了他父亲。我们返回定兴县省教育局后，又绕道北京回到天津，当晚在天津又结伴上街去看大字报。那时想到什么脑袋一热就去干，体力与精力满充沛的。

此后我们同学各奔东西，或参军，或上山下乡。之后彼此来住不多，但时常记挂。陆海之父陆治国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曾是筹建河北纪检机构的筹备组长，为纪检监察机构的建立与发展作出过贡献。上世纪90年代我与曾经担任过陆治国秘书、后任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的马达一起办事，他闲聊时说起陆治国的行为、人品与清廉来赞口不绝，我也谈起同学陆海说他为人实在，朴实无华是个好人，上山下乡回津后到天津港务局工作一样扛大包卖苦力。有其父必有其子吧。

而如今这一切都不见了。当年我们风华正茂时，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不知天高地厚的，相互交往中没有任何现时盛行的那些俗气、臭气，十分单纯，清水一般。哪想有老之将至这一天。时间竟如此无情，忽地就卷走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