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快手“消息”平台竟然看到这样的问候，“你是城关学校宣传队那位人见人爱的小演员吗？”

愣怔了一下，“人见人爱”？“小演员”？嗷！

把头埋在臂弯里，趴在办公桌上，有点羞涩的我肆意的笑了起来。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第一次听到自己竟然是别人眼中的“人见人爱”？真的忘了自己曾经还是个“演员”！也确实是当时的年代和那个小环境里最“小”的演员！

    大概是1976年到1978年之间的事情，当年6岁多的我是我们县城关小学最小的宣传队成员，从我之后那个时代赋予的宣传队解散，好像再没有招过演员。记得在县城大礼堂、人民公社、羊鼻梁高中演出过很多次，白绸子衬衣、蓝绸子裤子，分不清左右的我排队出场总要倒一次脚，每次结尾因为个头小似乎总是在一个中心位置斜举起双手的造型。

有一次在县城大礼堂演出，把门票给了也想去看演出的大姐，谎称我的票丢了，结果我是哭着越过把门的拥挤男人们被宣传队队长抢拽进去的。还有一次在现在的东三道街人民公社大院给社员们半夜演出，在台阶很高的正房就地睡着的我们被叫醒唱时都忘了唱词，干干地在原地站了半天，如今想来那也算是演出事故呀，哈哈。

当年是有一群不同年龄段的大孩子，五十多年了大部分忘记了名字，她们一直给我们穿衣、整理、化妆，在城关学校那个满屋子喧闹的办公室里，阳光透过三、四个狭长的半圆形窗户撑满每个朝气蓬勃的角落，大伙各自忙着收拾自己的乐器、道具、衣服，肖建萍大姐、韩俊秀大姐们铺开散发着香味的油彩盒，细致耐心的挤出不同颜色的颜料给坐在高大椅子上等待化妆的我们涂涂抹抹，阳光斜映过她们温情的脸颊，印象最深的是肖建萍大姐微笑的酒窝总是溢出喜庆的柔和，每次让仰头、眼睛朝上看、画下眼圈时总能感知她吹气如兰的清爽，她们一丝不苟的眼神近看远观左瞧右照手下的“作品”，窗外生机盎然的那棵大槐树和穿门洞里光滑的石板路反射着一巷道的光芒......

    快速翻看着这位美女的快手作品，找着我可能认识的记忆，而美女大部分作品都是一次次的同学聚会照片，一群群似曾相识的老城关户走秀的场景，我连主角都很难确定，看着有一位出镜率很高的美女似乎是小时候在七道街电影队对面住的大姐，于是试探的问道“你好像姓郭？”结果，尴尬至极。

    美女自报家门，原来是韩俊秀大姐，曾经的宣传队主力队员。让我记忆很深的其实是大概三年级时，有一次我们的宣传队队长兼教英语的余凤莲老师有事，这位俊秀姐和我同学的亲姐姐---建萍姐一起给我们上过一节课，因为我们在宣传队相识，所以总是提问考量我，在记忆里我怕回答不上来有点小紧张，也怕她们笑话我不好好学习，当然也有那种温情熟悉亲昵的感觉，毕竟都是摸过我脸的大姐姐。可惜在她如今的作品里总是找不到我印象中的一点影子，女大十八变，要知道差不多五十年前的那点和俊秀姐不对称的印象，加上俊秀姐应该快知天命，少说也有三十来变的时光改妆，我们中途应该一直没有见过，我真的连一点想象力也没有。

    但，儿时的记忆阀打开了，多少年漂泊在外，如今的我们似乎都忘记了笑，也失去了笑的能力，不知道是因为生活的压力，还是因为时代的脚步太快，亦或因为我们的欲望之心、攀比能力强化到满格；冷漠态度、麻木感觉固化了我们的笑肌，让笑点变得高不可攀。不同于当今社会“搞笑”都成了专业，当简单纯净的真情之泉涌溢出那份纯粹时，我突然有了笑的理由，干干净净简简单单的开怀大笑。回到家里和妻女自夸着我“人见人爱”的曾经，吹嘘着我是“演员”的过往，她们都说我有点臭不要脸。

    将近五十年，当年我留给俊秀姐什么印象？她记忆力这么好，看一个名字就想起我是谁，这个“谁”一定还是那个“胖嘟嘟”的小男孩吗？因为在大概十五年前，当时的我还在北京打工，应该三十八、九岁了，某一个国庆节回家探亲和哥哥游玩我们县的风景区---西海子，遇到了儿时宣传队队长，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余凤莲老师，三十多年不见，一直在忻州定居的她依然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优雅知性、利落精干、温暖如春，和西海子的驻地观音菩萨很像，她一眼认出了我，摸摸我的脸惊奇的说到“哎呀，那个圆头囟脑的男孩长成大人了！”，有点害羞的我只能用傻笑掩饰自己的激动，一股散发着阳光味道的慈爱弥漫在西海子上空，“圆头囟脑”这大概是所有人对我的记忆。

翻阅着俊秀姐快手作品里她们初中时的照片，有许多老城关人我能大概知道姓什么，在哪个方位住；她在老年大学合唱团朗诵的照片，那里依然蕴涵着俊秀姐的梦想；看她们潇洒的在西海子走秀的照片，真的能感知到家乡人的幸福洒脱；仔细端详她和肖建萍大姐最近的合影，依旧是那么的亲切温暖。说实话，没有一点陌生感，全都是亲人的感觉，但这种情况或许只限于虚空的界面里。

前几天下班坐公交，因为在太原几乎没有认识的人，所以一直总是很漠然、空洞的呆滞眼神，从万达广场上610路直接走到后面挤进一个里面点的座位，“继生？”我扭头，“宝云？你怎么这么瘦了？”说实话，我总是不能在现实中变得嘴甜一点，莜面嘴头子似乎成了家乡人的标志。宝云大哥也是当时宣传队的成员之一，好像是吹笛子（小时候好像表述是“哨梅”）的，可惜时间太短，对彼此又不是很了解，宝云哥坐了一站就下车了，不知道是觉得别扭，还是确实有事，但我感觉他好像在小心翼翼保持他的独立。我瞟了一眼站台上涨红脸的宝云哥，其实心里有点酸楚。成年人，已经不能用过去的纯真作为介质去相处，总是无意间在暗暗对比着彼此的衣着气质，然后做一个自我感觉准确的判断，快速做出不一定正确的反应，以免自己受到某一点轻微的言语伤害。社会宣传的更高更快更强把我们都带到了经济这条大船上，用经济衡量一切、表达一切、决定一切，尽管伤痕累累的我早已满身伤疤不惧长枪短炮，但又何尝不是把自己的交往圈子不断的缩小，让自己有一个相对安全、舒适、独立的自我空间呢！

宣传队是那个特有时代的产物，那时的表演机会带给我们这些“小孩子”什么？我不知道别人，但我觉得不一定是现代人认为的正面的、积极的东西，因为从小听旁人的议论夸赞太多，背负的、约束的、自我无意中对自己要求的也就很多，所以从初中叛逆期开始就非常反感当班长、非常怕人夸奖、非常厌恶老师们说的那个“带头作用”，一直到现在都只想做一个自由自在、风来随风，雨落由雨的“顺应者”。工作是本分，不是只有逆风而行才是奋斗；生活不是磨灭棱角，保持独立思考的自我才是真实、才会舒适。就像小时候做“演员”那样，就是分不清左右，就是忘记了唱词，就是有许多的不完美，真实而不虚假，认真且不需要做作，开心也不怕别人笑话，简单纯粹的用心体味生活的给予，不因为家庭而改变自己的本真，也不因社会迷失自己的本心，就像和俊秀姐这次暖心的聊天一般：真实、真挚、真情。

给俊秀姐发送了一张我的近照，真的有点怕姐笑话，原来一个“圆头囟脑”的小男孩成了现在满脸赘肉的油腻大叔，早已没有那种“人见人爱”的感觉，对于俊秀姐也是一种记忆和现实相差的失落吧。

其实想起了很多，想说的也很多，无奈就那么点记忆，就是这么点表达能力。当社会呼吁“回归”时，回归也许就是：回到小时候那般纯粹，回到老家那方水土的厚实，归于金丝梁顶随风飞过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