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么多年的英文小说，《Into Thin Air （走进稀薄空气地带）》是我第一次连续看三遍的一本书（两遍英文原版，一遍中文）。亲身经历了1996年攀登珠峰的灾难性经历，美国作家Joe Krakauer于1997年出版了关于那次震惊世界事件的权威性记实小说《Into Thin Air》，内容惊心动魄，震撼人心。也许是我刚从西藏和珠峰回来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在那里所遇到的人和听到的故事，以及对“稀薄空气地带”的喜爱和向往，现在看这本书，对自己的触动和震撼更为深刻。尽管，我没有能力走进那些空气如此稀薄的极端地带，但那些登山者们所表现出的非凡的精神和勇气，永远值得我敬佩和学习。

封面和作者

"Because it is there".

这是每个登山爱好者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名言。1924年，英国登山家George Leigh Mallory在一个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攀登珠穆郎玛峰时，随口答复了这么一句话。当年6月8号中午12：50，他和他的同伴Andrew Irvine向珠峰顶峰进发，在接近顶峰的时候，一片云雾过后，他们就永远消失在那里了。没有证据确认他们是否真正到达了顶峰，否则，他们也许会是世界上第一批登上珠峰的人。珠峰的首次登顶，直至1953年5月29日才由一支英国登山队实现。

《Into Thin Air》回顾了珠峰的登山史，详细记录了1996年来自美国，新西兰，南非，台湾等地的几支登山队的那次惊心动魄的登山经历。从1996年3月29日在尼泊尔集合，组织，出发，数次高原训练，到5月10日登顶，下撤，灾难的发生，直至随后的救援过程和检讨。那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活生生的个人，不论出于什么目的，能够有勇气攀登珠峰，经受非常人能忍受的痛苦和磨难，已经是生活中的强者，但在严酷的稀薄空气地带面前，无论是专业登山家，还是普通业余爱好者，他们的生命却同样是如此的脆弱。在那里，任何微小的失误，代价就可能是生命。Joe Krakauer详细描述了他本人在那次登山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情感和亲身感受，所经历的那些巨大的挑战和极端的身心折磨。尽管如此，他们所经受的这些极端的痛苦和磨难，甚至死亡，并不能阻止后来人对攀登珠峰的持续的梦想和尝试，也许，那就是登山的魅力所在吧。

《Into Thin Air》内容简介(ZT)

当乔恩·科莱考尔在1996年5月10日下午将近２点钟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时，他已有５７个小时没有睡觉并且由于大脑缺氧而感到头晕目眩。当他从海拔29028英尺的地方开始漫长而危险的下山之路时，另外２０名登山者仍在奋力向珠峰顶上攀登。６小时以后，在科莱考尔跋涉了6000英尺之后，他安全地摊软在自己的帐篷里，但他已被冻僵并且由于疲惫和缺氧而变得神志恍惚。第二天早晨他了解到，他的６名队友没能返回营地，并且正在为生存而作着垂死的挣扎。当暴风雪过后，５名队友已经死亡，另一名队友由于严重的冻伤而不得不被截掉右手。

本书是美国著名记者和畅销书《Into the Wild（走入原野）》作者乔恩·科莱考尔对珠穆朗玛峰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攀登季节所做的权威性记述。为完成《Outside（户外）》杂志报道珠峰日益商业化的任务。出色的登山者科莱考尔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高山向导罗布·霍尔的顾客前往喜马拉雅山脉。３５岁的新西兰人霍尔在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５年间多次登临珠峰顶。与霍尔队伍同时攀登的还有由４０岁的美国人斯科特·费希尔率领的登山队。斯科特有着传奇般的力量和精神并于１９９４年在不借助氧气瓶的状态下登上了峰顶。但是霍尔和费希尔都没能逃脱发生在１９９６年５月的那场捉弄人的暴风雪。

科莱考尔审视了珠穆朗玛峰为什么能使这么多人（包括他自己在内）置警告和亲人的担心于不顾，而心甘情愿地让自己服从于攀登珠峰的危险、艰苦和高额费用。本书充满感情的描述，清晰的结构使科莱考尔的世界屋脊亲历记堪称独一无二的作品。

第一章

在这些巨峰的山顶周围，看起来似乎真有一条无人逾越的警戒线。在海拔25,000英尺以上的地带，低气压会对人体产生严重的影响，使本已困难重重的攀登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一场轻微的风暴所造成的后果也许是致命的；惟有完美的气候和降雪才能带来最小的攀登成功的可能。但在登山的最后阶段，没有人能够选择这样的机会……

　　不，珠穆朗玛峰没有屈服于人们所做的最初几次尝试并不令人奇怪；如果她屈服了的话，那倒让人感到惊诧和些许的悲哀了，因为这不是伟大山峰应有的气质。我们也许有些自负于精湛技艺制作出来的冰斧和登山靴，以及由这个技术至上的时代所创造的奇迹。但我们忘记了，大山仍然掌握着王牌，她会在认为合适的时候赐予你成功。否则，登山还有什么其它深层次的吸引力呢?

—— 埃里克·布普顿《在那座山上》

双脚跨越世界之额，一只脚在中国境内，另一只脚在尼泊尔境内，我抹去氧气罩上结的冰，耸着两个肩膀以抵御寒风，茫然地俯视着宽广无根的中国西藏。我膘舱地感到脚下连绵的大地如此壮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幢憬着这个时刻，以及在这个时刻所产生的壮怀激烈。但是，当我现在真的站在这里，站在这世界屋脊之上时，却不能唤起任何感怀的力量。此时是1996年5月10日刚过中午。我已经57个小时没有睡觉了。3天中惟一的进食是强迫自己吞咽下去的莱门汤和一把玛氏巧克力豆。连续几周猛烈的咳嗽把我的肋骨都快震裂了。每一次正常呼吸都要付出极为痛苦的代价。在海拔29,028英尺的对流层，大脑只能得到很少量的氧气。我的智力和弱智儿童差不多。这时候，除了寒冷和疲惫，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比阿那托列·布克瑞夫--一位为美国商业探险队工作的俄罗斯向导晚几分钟到达山顶，比安迪·哈里斯早到。虽然我和安迪·哈里斯仅是一面之交，可在过去几周里我却渐渐与安迪·哈里斯相识并且喜欢上了他。我拍了四张哈里斯和布克瑞夫攀登峰顶而后折返下山的照片。手表指在下午1时17分。我总共在世界屋脊上停留了不到5分钟。后来，我停下来拍摄了另一张俯嫩东南山脊那条我们上山路线的照片。当我将相机对准正在接近山顶的两个人时，我才注意到一个一直被攀登者忽视的变化。在南边，几小时前还清澈的天空中，毛毡似的云彩此时正遮掩了环绕着珠穆朗玛峰的较小山峰。后来，找到了6具尸体，寻找另两人的努力被迫放弃；队友贝克·韦瑟斯坏死的右臂被医生切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开始变天时靠近山顶的登山者没有留意到任何迹象呢?为什么富有经验的喜玛拉雅向导不停地向上攀登，将一群毫无经验的业余登山者--他们每个人交付了6.5万美元以换取安全登顶--带入一个明显的死亡陷阱呢?

没有人能替此次悲剧中的两支向导探险队的队长讲话了，因为这两个人都死了。但我可以证明，5月10日中午刚过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预示风暴正在逼近的迹象。根据我缺氧大脑的记忆，从被称为"西谷"的大冰谷升起的云团看起来细微飘渺并无危险。云团在午后灿烂的阳光下泛着微光，看起来与山谷中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升起的普通对流凝聚云团并无区别。我匆匆忙忙下山的原因和天气并无多大关系，我当时查看了氧气瓶的指示器，发现氧气快要用完了。我必须下山，而且要快。